曾文正公吐槽录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也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吐槽曾国荃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树，就是植于人家屋舍旁借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

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言”；唯有国荃，钱花得比人多，地买得比人少，招怨独多，口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1857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匀几支。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国荃统兵，战胜攻取确实有一套，做官则嫌“懵懂”。同治三年（1864年），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参劾按察使唐训方，列明过犯之后，折末云，“（唐氏）系督臣得用之人，恐失和衷之道，请皇上作为访问”。（按，巡抚参劾按察使，略当今日之省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罢免公安厅长，其实那个时代地方长官的权力更大一些），只要说清楚按察使犯了哪些过错即可，何必没事找事，说什么按察使是总督的人。难道是总督的得力助手，就连巡抚也要忌惮几分？这么一说，置国法吏则于何地，岂不摆明了说吾省官场有派系有人事斗争？更搞笑的是，不过两月，国荃竟上折参劾总督，试问，这时候就不怕“恐失和衷之道”了？国藩对此，评曰：“令人大噱。”

不过，国荃之中年与晚年，区别很大。后来的乐观大度，自在恬和，似换了一人。此或与国藩的劝诫有关。国藩尝云：“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故我常称人身为运气口袋。”又云，“不信书，信运气”。用今天的话说，可算他的“成功观”。具体到国荃身上，他说过：“（国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这些话，既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科普版，细究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只看内心能否真正信从。照传统标准而论，国荃晚景甚佳：年寿既高，子孙繁衍，且有出息；许是真悟了他大哥的话？

吐槽左宗棠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这事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曾、左从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知道的人或许不多。看看国藩的自述。

咸丰三年（1853年），作为“空降”的团练大臣，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因为资源有限，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所谓资源，一是人力，二是财力。国藩的理想，是率领本土的精兵强将，利用本省的财政收入，去省外“迎剿”太平军。秉章是地方首长，则认为优势兵力与稳定收入皆应为湖南所用，不要管外省的闲事。然而，一省的兵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不足以同时支持两套战略。于是，曾、骆展开竞争，抢人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