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说引发的绯色事件

有一部民国七年的小说，题为《潇湘梦初编》，作者署名湘州女史，共十四回。略谓，浙江女士戴礼，自幼立志不嫁人，及长，精研礼学，创办女校，才名远播。一夜，忽然做梦，竟嫁给郭立山为妻，女士“为之不悦久之”。孰料郭立山并非梦郎，而真有其人。他是湖南湘阴人，名宦郭嵩焘的族侄。立山仰慕女士已久，丧妻后，请人赴浙求亲。女士在遂初志与安天命之间纠缠良久，终于决定顺命，乃嫁入郭家。然而，女士入门，发现立山沉湎赌博，且与寡嫂有染，而缔姻的初衷亦非爱慕自己的才华，竟是贪图戴氏的家产。不多久，郭氏弟兄以谋夺家产不果，将女士与所产幼女逐出家门。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既题初编，想来应有续编，或是作者挖坑不填，或已完稿而未刊。不过，虽曰小说，却是真人真事；唯记载多歧，请择其可信者以为质言。

戴礼（1880—1935），字圣仪，浙江玉环人。先后从学于学者章梫与诗人陈衍，曾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郭立山（1870—1927），字仁甫，号复初，嵩焘族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三十三年（1907年）授翰林编修，历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国文教习。看履历，可知二位皆是吾国教育界的先驱。

关于郭、戴缔婚，普通的记载，是这样写的：

戴礼秉性正一，不染妇女婀娜态度，性格刚强，举止豪放，谈吐尤健，平素家居，常喜策马驰骋。辛亥革命后，湖南郭立山慕其才名，浼章梫求婚，不远千里至玉环，就赘于戴家。婚后，礼与丈夫同往北京居住，并生有一女（陈书钊《戴礼女史事略》，载《玉环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

稍为文艺的记载，由清末著名御史赵炳麟撰写，云：

湘阴郭复初编修立山，精通礼学，善古今文，清退政后，守志不仕。有浙江玉环戴女士礼，亦感世道之日非，尝为诗云，何处容身女仲连；慕复初之为人，因章编修梫为媒介嫁之。女士自撰联云：北阙挂冠，愿结丝萝钦令节；西山偕隐，终餐薇蕨相孤忠。（《柏岩感旧诗话》卷二）

普通版本说凤求凰，文艺版本则谓女追男。世人俱知，到底是何种次序，对于婚后生活各方处于何种地位，实有重要关系。幸好有陈衍版，可以判断。他说：“（戴礼）年三十尚未适人，值前清革命，遂自命亡国遗民，必欲得一旧官僚而不事民国者而后嫁之。”（《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

陈衍是戴礼的老师，所述戴女士“必欲得一旧官僚而不事民国者而后嫁之”的心事，当属可信。那么，前揭小说的梦境，反映的正是戴女士这份心事，梦郎不必是郭立山，也可以是颜立山或梅立山，只要符合胜国遗民的条件即可。而郭立山先求婚，还是被求婚，也不再重要，因为他早具梦郎之身，又是新鳏，只待缘分到了，必能与江南才女在一起。兼之立山与章梫是好友，章梫是戴礼的老师，知道女弟子的夙愿，于是，联姻指数更要大幅提高。

然而重点在于天作之合为何决裂。陈衍另写了一个加强版，读之或能了然。他说，郭之于戴，固然慕其才，而亦爱其财（“耳礼名，又耳其家素封”），以此，才不远千里请媒人说合。戴之于郭，则误信其为“官人端人也”，一说即准。新人相见，男则“须鬓半白”，女则“躯干若伟丈夫”，可能都有点儿失望。更令郭立山失望的则是，婚礼当夜，“遽询”新娘，奁田到底有几亩，新娘竟称欠奉。于是，既无奁田，再称赘婿，已无体统，只得勉强携妇回湘。抵家，郭立山心情大坏，“欲去之久矣”。终有一日，挑剔细故，谓戴礼不该邮寄所撰《大戴记集注》的校勘记，立山嗾使兄侄，对戴女士“拳脚交下”，打完，再扔到大门外。戴礼不能容于夫家，又无颜回娘家，“伶仃流转入都，充女校教授”。对此，陈衍评曰“强暴”，并说：“立山，余识之，貌为朴诚，不谓其披猖至此也（《石遗室文三集·戴扬家传》）。”

所述若是事实，郭立山真是禽兽不如。不过，《戴礼女史事略》所记不同：

不久，郭立山因轻信旁人之毁谤和挑拨，竟然弃家潜走，因此有中道仳离之不幸事故。礼遭遗弃后，承姻戚马通伯荐充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后闻郭立山之母在湖南老家病故，礼乃披麻戴孝赴长沙奔丧，不意被郭立山拒之大门之外，万般无奈，只得卸下孝服，对天焚烧，不胜愤惋，携幼女南归蒲田。未几，幼女夭折，伤心穷愁，乃专心致志著书。

从常情论，戴女士被郭先生从浙江带到湖南，再从湖南赶去北京，确实骇人听闻。而若双方皆在北京，郭先生逃回湖南，及至郭母逝世，戴女士赴湘奔丧，郭家闭门不纳，无奈再回北京，则正常多了。只是事实不尽符合常情，真相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