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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特纳·卡特利奇去了苏联。这是一次既能拿到独家新闻，又能名正言顺离开办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尼古拉·赫鲁晓夫会给他一次专访机会。苏联正在发动它所谓的和平攻势，最近打出的一个标题是“莫斯科的晚会是党的新路线”。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应，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给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发了海底电报，并在4月28日晚从纽约乘坐飞机去哥本哈根，然后转乘一架苏联飞机，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机场受到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威廉·乔登的迎接。乔登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盛大的接待活动，是日本大使为庆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举行。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卡特利奇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一个大而拥挤的房间里，卡特利奇看见了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猪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团团围着。卡特利奇还注意到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粗壮的人物，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桌旁，桌子上是脏盘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过的杯子以及在宴会上被弄皱的桌布。布尔加宁也被一些人围着，但人群比赫鲁晓夫的小一些。布尔加宁微笑着，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认为，他的举止和一个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举行的聚会上的肯塔基上校[注：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颁发给为该州做出贡献的个人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不同。分社社长乔登，会说俄语和一点儿日语，领着他走向布尔加宁的圈子，并做了介绍。布尔加宁鞠个躬，伸出手，欢迎卡特利奇来到苏联。说了一番幽默轻松的话后，布尔加宁提议祝酒，他转身取了一个瓶子，但酒已经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着一瓶伏特加跑过来，布尔加宁和卡特利奇举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出现了，步子轻快，脸色红润，布尔加宁把他介绍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时他没有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就更好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苏联官员向卡特利奇敬酒说：“祝《纽约时报》一切都好，”并且说：“当然，我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和你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就是差别。”

在观看了五一节游行和到基辅和列宁格勒做了走马观花的旅行之后，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访要求已经被赫鲁晓夫接受。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采访前的夜里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清单，这是他在纽约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和莫斯科的乔登的帮助下准备好的。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他们被领进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从他的桌子后面跳了起来，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导卡特利奇走到一张长木桌旁，请卡特利奇坐在一张挨着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过一个坐在桌头的翻译说，他来苏联不是要争议什么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然后把它们传达给《纽约时报》的读者。卡特利奇解释说，他负责《纽约时报》的“事实的”方面，和“编辑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区别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这对于经营一家报纸来说无异于发疯。他对卡特利奇提出按问题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洋溢着对美国友好的口气，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且提到了苏联的力量。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卡特利奇通过《纽约时报》直接把反斯大林主义的信息传递给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

随着采访继续下去，赫鲁晓夫似乎兴奋了起来，自由地做手势，滔滔不绝地回答问题。卡特利奇在等着翻译时，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极力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场合的重要性，让自己记住，他现在坐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前是这架机器的总工程师，一个能对维护和平或毁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小个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根本感觉不到它。也许是因为距离的缺失。这个与共产主义一号人物面对面的会面没有给想象的自由发挥、新闻阐释、电视幻觉——那一系列能够制造恐怖游戏的信息装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装置和策略确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岁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猜疑；确实在核弹危机时将乐观主义者全部赶进了防核尘掩体，将他人赶出了城市；确实在伊斯特兰听证会时撼动了《纽约时报》自身的平衡。在克里姆林宫，卡特利奇能听得见赫鲁晓夫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蓝眼睛、红脸庞和粗脖子以及劳动者的双手，并且知道，如果换上合适的打扮，将那个周六下午的场景安插在某个密西西比小镇的法院广场，赫鲁晓夫也并不会显得离奇——在这里，卡特利奇一直听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险恶的幽灵并没有使他感到警觉，卡特利奇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静或被打动。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已经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几个月后，他还在极力分析这种反应缺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