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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坐在新闻编辑部里他的大桌子后面，不时地从他阅读的报道上抬起头，看看房间里远处的几排桌子，记者们在打字，谈话，有时以一种他认为是敌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们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感到恼怒和悲哀，他们肯定非常仇视我。

这是1965年冬天。A.M.罗森塔尔已经在1963年夏天放弃了他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接管了纽约本地报道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许多变化，这无疑改善了报纸，但他也在报社伤害了《纽约时报》许多老人。他个人是喜欢这些人的，而且20年前当他在这个房间里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时，他们待他很好。罗森塔尔认为，60年代的变化是必要的，论资排辈的体制已经过时了，文笔简练的年轻记者应该比写得不好的老记者吃香，《纽约时报》不能再仅仅因为是“记录的报纸”就允许发表冗长而无聊的市政官方的新闻，重点正在转向更尖锐地写作，更迅速地阅读，以更少的版面说更多的话，为读者节省时间，为管理者省钱。《纽约时报》需要采访所有重要的新闻，但不是以长期以来所容忍的不动感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他们曾是在过去的更悠闲的速度下受训练的，那时报纸为地方报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两倍，但经营经济学要求更严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几年前就承认，纽约城市组已经被传统所限制。伯恩斯坦认为，它是帕金森定律[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具体内容是指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被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的积习顽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认为，它是一头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规。

所以，罗森塔尔来到纽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有名气的编辑。在这个城市的医院里，他童年时作为受救济的病人曾亲身体验过它们的不良医疗，现在这些医院受到了《纽约时报》前所未有的认真检查。罗森塔尔指导一个叫作马丁·托尔钦的年轻记者去考察医院生活，描述陈旧的条件，给贫穷病人的低劣待遇，医疗经营管理普遍不善。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调查和一些改革，也给托尔钦和《纽约时报》带来了新闻界的荣誉。罗森塔尔委派其他记者深刻地描写了纽约的公立学校体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学校留给黑人，以及“公园大道自由派”和“皇后区种族主义者”这些新的委婉说法。他还派《纽约时报》的人去看看少数族裔的社区，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邻居，描述一下气氛，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几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罗森塔尔现在把纽约看作一个外国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纽约其他人熟视无睹的景象和声音的刺激。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个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恋比他在纽约工作的最后日子更明显。他据此写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这篇文章按《纽约时报》的老标准而言是相当革命性的。罗森塔尔还派记者去写纽约越来越多的种族间通婚，日益富裕的庄家和高利贷者，最后去写写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案子——这个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着求助，却在邻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杀害了，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却无动于衷。这篇报道在全国得到了转载和评论，导致罗森塔尔更彻底地开拓关于城市里的冷漠、纽约人的态度的主题——纽约人出于害怕肉体上或法律上卷入他们目击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装没有看见。罗森塔尔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杂志文章，后来把它扩展成一本小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写那些反映这一事件的报道——一种普遍的公众冷漠中偶尔地点缀着一个“介入进来的”有勇气的公民——这几乎成了罗森塔尔个人的运动。他发表的新闻报道没有社论的腔调，但它们在《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却表达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为突出表现的是，对纽约的新闻采访正在罗森塔尔手下发生变化。

罗森塔尔想触动纽约的神经。他想要他的记者抓住表面背后的东西，揭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冲突。他想要这些报道准确而完整，而且有趣。《纽约时报》的有些老人对让位给更有热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到处散布说，新的政策是要“伪造”报道，过分夸大事件。罗森塔尔委派报道“计划”，也许需要进行三四天的研究，并对记者组织事实并把它们概括起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驳说，这样报纸就成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