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

皇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酷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

张汤的利害计算

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我们都知道“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而这种本钱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肥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是对于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的表现手法。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善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也正是酷吏迎来美好时代的良机。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官家集团的利益计算，酷吏总是很容易就浮出了权力的水面，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突发奇想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提法，的确是疯狂者的疯狂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经常以白鹿为瑞祥，白鹿出没，则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加玄乎了，说：“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视为吉祥之物的说法已经确立。

下面我要说到的这个人，叫颜异，时任大农令，也就相当于国家的农业部部长。

作为部级干部的颜异很能干，也非常廉洁，综合考评来看也算是一个好官。汉武帝对他还算器重，将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被封为“九卿”，“九卿”是秦汉时期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称。

汉武帝刘彻就征求颜异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颜异并不客气，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

刘彻本来是想听好话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对颜异的言论很不满意。

皇帝的心理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看一看那些权臣们又有几个不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颜异这种官场一根筋的人物，每个时代也都少不了。没有一根筋，又何以衬托出其他人的八面玲珑。

有人就根据刘彻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荐儿”了。估计这拨“找荐儿”的人，多数是颜异的政敌。

于是“找荐儿”的人就站出来告发了颜异，汉武帝就派长安吏张汤负责这个案子。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旧怨。对于张汤来说，这是一个将颜异整趴下的天赐良机。

没有等到张汤亲自动手，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告的是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西汉时期出现的新税目）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制定得不符合国情，扰民。颜异当时一句话没说，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张汤就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开始大做文章，向汉武帝上奏说：“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诽”。

张汤真是太有创意了，张嘴就给人定下一个罪名。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要比一千二百年后整死岳飞的“莫须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张嘴就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治你的罪。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气息，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太高深，但实用性却非常强大。

史书是这样评价张汤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如果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善于揣度圣意的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也就是说张汤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在张汤的一手操办下，汉武帝时期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对那些应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