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

清流党是清朝末年京师官场上的一个松散团体，绝大多数人是翰林出身。他们关心国是，针砭朝政，崇尚气节道义，憎恨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文化上与西方势同水火，独尊孔孟。

清流党圈子里的人经常聚会，他们议论时政，并经常以联合上折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官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表面上故作魏晋文人的狂狷之气，动不动就弹劾那些触犯了纲常御律的大臣。一时之间，在京师之地声名鹊起，让一些行为不检点的权臣恨之入骨，闻之色变。

自恋者的“独清几率”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楚辞?渔父》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父，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父劝他要面对现实，去适应社会。水之清浊尊卑，各有各的用处。《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父”变成了“孺子”。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生命情调、生存方式支配和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归隐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对建功立业和个人价值的自我体现、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关怀的重新认识，在天下“无道”和个体“穷”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官员大面积地隐退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文人宁愿出世，也不愿意入世为官。

元朝建国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让自己的权力结构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这种怪圈主要来自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了荐举一条路，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一度被打破。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代里，荐举无疑大开官场奔竞之门。在只有荐举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胥吏进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重要后备队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谁能料到，权力易主，曾经疯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了泡影。

放下八股复习资料的士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权力底层的胥吏，也算是打开了向权力上层奋斗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来，读书人通过从事吏职进入官场，也就是由“由刀笔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应该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废止科举制度，对士人来说，虽然有些怅然，但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说又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士人们可以不必为了科举束缚自己的身心，对于他们来说，解除精神和思想的抱负，可以让这些文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创作带来的丰足感，这又何尝不是文化的大幸。由于长时间关闭科举的大门，不少士人已经对科举再开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干脆死了出仕为官的念头。这种风气一开，就连那些身在官场之人也不免心痒难挨。我们翻阅《元曲三百首释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在那本书里选出的元曲名家，做过各级官员的占44%，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者都向往田园生活，有意学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心动不如行动，最终有勇气辞去官职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不光有汉人，也有蒙古族人。这些来自于权力集团的精英分子们争相脱离茫茫宦海，为元朝权力系统留下一副苍白无力的尴尬躯壳。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内的官员们加速腐化。那些京城里的豪门大户，对权力集团内部的上层官员实行的是一种长线投资策略。高手玩长线，瘪子才去玩短线。这些豪门大户所采用的手段也很简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宴请这些高官，以此来与公权力建立起一种私人感情。有人为这种宴请取了个难听的名目，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料。这些豪门大户对待升迁的官员，就像对待牲口那样，要想让他们将来为自己卖力，就要定时喂肥他们。不光在京城有豪门大户拉拢腐蚀官员，在地方上也不例外。当时流行一种行贿手段叫做“穿鼻镣”，就是说地方绅士用金钱贿赂官员，就像用一个铁环把牛鼻子穿上。牛怎么走，往哪里走，由不得自己，完全操纵在贿赂之人的手中。

就在上层官僚有意退出官场的同时，那些中下层官员也蠢蠢欲动，无心安于现状。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人鲜于伯机的工资只有纸币二十六贯六钱六分，这在当时大概可以购买2担多大米。加上2担5斗大米的生活补助，薪水共计约合现在七八百元。鲜于伯机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会演奏乐器，诗歌写作也很有名气。他的职务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约相当于县处级，在中央机关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一个县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个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