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万三的富贵论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场当局者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历史才会上演两军对战后“大索三日”之类的疯狂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沈万三，所有中国巨富成功的一个共有秘诀，就是与官家的关系非同一般。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就是他们在选择时清醒地看清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从而正确地找到了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鲁迅先生曾拿狮子和肥猪来打比方，他说，动物强壮不一定都是好事，强壮对于这两种动物的命运大不相同。狮子强壮，可以为自己竞争森林之王增添砝码，而肥猪强壮就可能面临屠宰的命运。

财富的原罪论告诉我们，财富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也是福祸两重天。

资可抵国或富甲一方的大亨并不太多，一旦巨富的声名不慎暴露，并引起朝廷、官府与黑社会的注意，那么灾祸也就跟着找上门来了。你资助也好，捐赠也好，总有填不完的欲壑狮子大张嘴，不弄到你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封建时代，暴富始终是无法治愈的“原罪”。它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血统里带着难以伪装、清洗不掉的悲剧色彩，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与儒家攀亲拉关系。这些在现实世界里追逐铜臭之人，自命“儒商”，并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打出“信义”的招牌。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枷锁。就算他们脸上贴满金，也不过是为高高在上的权力涂抹一层斑驳的阴影。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影响力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三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时候，与很多商人一样，对于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种既不远离，也不亲近的态度，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市场调节”。相邻吴江县的巨富陆老先生一句话点醒沈万三：“经商之兴衰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风烟四起之际，既为经商设置关卡重重，又平添了许多机遇，是英雄还是枭雄，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国巨富，是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动”规则或者说是官商博弈之术。沈万三的成功之道很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机遇、时势和个人的投资眼光。

一是粮食生产与土地兼并成为沈万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记载“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有资料显示，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在财富的累计与权力的递增之路上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机遇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动荡的乱世里博取生存之资。沈万三在发展的路上，还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

二是依托时势，让沈万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战争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条捷径，沈万三的财富王国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元朝末年，各地农民军风起云涌。沈万三抓住机会，将苏南的粮食和丝绸非法贩运到苏北地区，提供给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然后再依靠张士诚的武装保护将其提供的私盐倒卖出去（张士诚的队伍大多具备盐民身份）。可以说沈万三发的是战争财，两头赚的都是销路有保证的暴利商品。几单生意做下来，沈万三摇身一变成为百万级（资产超过百万两银子）富翁。他以跳楼价买下大半个苏州的商业，投入数百万两银子很快就翻了几番。起因是，张士诚要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尽快变现以躲避战祸。沈万三和张士诚很熟，凭着他对张的了解，他相信张士诚来苏州不是路过来劫掠的，而是要以苏州为根据地，与他人一争天下。他认为，张士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苏州，他进城后一定不会烧杀抢掠，而是尽快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根据这一判断，沈万山在同行们争先恐后将商铺和存货出手之际，用自己手头的500万两银子，加上变卖和抵押所有财产得来的资金，吃进了这些商铺和存货。结果，他赌对了。凭此一战，沈万三一跃成为千万级富商，成为天下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