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印度的庙宇

无一“人类工程”曾经像、或者能像上天赐予的河流那样，在印度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倘若次大陆没有河流浇灌，就无法维系生命。因此，在印度神话和宗教仪式中，河流一直都被奉若神明；到了当今这样观念转向世俗的时代，河流正被系统科学地开发用于灌溉，其重要性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总有一天，印度的每条河流都会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灌溉渠网的需求而被排干殆尽，印度水库的蓄水能力会大到能够容纳得下整整一季全部的季风雨。不过，假如真到了那么一天，大自然被取而代之的水道底下那空空如也的河床，将会见证河流对这个国家经久不衰的价值。

和印度的河流相比，庙宇是印度生活中出现较晚而且相对较为次要的新事物。这话听起来语出惊人，毕竟次大陆上宗教向来近在咫尺；不过历史证实了这一有悖常理的论断。在人类文明最初的中心——伊拉克和埃及，庙宇俨然是城市的发端。庙宇中的神祇是得到灌溉的土地的主人；他的侍从成了土地的管理者；他们的大本营成了城市社区的核心。如今印度南方有些城市里，庙宇占据着与之相同的中心且主导的位置。举例而言，在吉登伯勒姆，城市方方正正地围绕在呈正方形、有四座塔楼矗立的庙宇围墙外面；在马都拉，我听说城市和庙宇也是这样的关系。当我绕着吉登伯勒姆的庙宇漫步，凝视着寺庙围地之外、闲置以待在年度节庆上列队行进的巨型神祇花车时，我想象自己身在古代乌尔或者古巴比伦。或许巴比伦人已经影响了南印度的宗教建筑（据悉在他们之前的苏美尔文明，同印度河谷地的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帕的古代文明已有交流）。南印度的神庙塔楼无疑均让人联想起巴比伦金字形塔庙(1)。不过，如果我们冒昧地将其定性为源自巴比伦，我们恐怕就会同印度考古学专家的意见相左。

根据目前考古学的学说，印度教寺庙的原型并非巴比伦的塔庙，而是佛教的窣堵波。考古学的理论众说纷纭，令人困惑，但看来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毫无争议的，那就是：在印度，佛教是宗教建筑的源头。毁灭古印度文化的雅利安野蛮人大概只不过是在户外露天崇拜他们的神祇。是佛教徒们设计出了印度土地上第一批实实在在的宗教建筑的：称作窣堵波的圣骨盒，用来盛放佛祖的遗物；还有称作僧院的隐修院，用于安置那些遵循佛祖规诫、孜孜追求今生圆满结局的僧侣们。早期的窣堵波是泥土堆成的圆冢，顶上一根饰有一系列伞形法轮的轮杆。当这一建筑结构转变为石质时，印度宗教建筑便诞生了。

佛教徒养成了开山挖石、雕凿壁岩横向而入，从石窟中雕刻出窣堵波和僧院的习惯。在自孟买通往浦那途中，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高原边缘上的加尔利，你可以看到一部分石窟的代表之作。在埃洛拉，你则可以看到佛教石窟是如何被耆那教和印度教的石窟取而代之的；原来，在埃洛拉，三种宗教的信徒们开凿出的石窟一一比肩并排，气势恢宏。

谈到埃洛拉壮观的印度教寺庙，其创造过程并非逐一堆垒石块，而是逐步凿去岩石，直到建筑师脑海里预想的样子在单独一块巨石上呈现而出，对此我无需多言赘述。这一人类辛勤与智慧的精彩之作并不让人感到陌生。不过，在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之间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上，马哈巴里普拉姆的岩石凿成的庙宇虽然时代更早、规模较小、式样较简单，但其实更有美感。实际上，印度寺庙的历史就是不断精细加工的过程。马哈巴里普拉姆开凿于基督教纪元的公元7世纪，其理念之克制、线条之优美，几近希腊的风格。但随着一个个世纪过去，岩石凿刻的庙宇高度不断增加，最终变成一堆精雕细刻的石头，美感却逐渐淡去。年代最近、规模最大的代表，可以追溯到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抵御伊斯兰教侵袭，为南方的印度教提供庇护所建造的城堡，彼时的装饰已经大大盖过了建筑设计本身。

印度教庙宇作为艺术作品或许是失败的，但却以其磅礴气势，成功表现了称颂自然这一生与死的伟大母亲多么慷慨大方的某种宗教上的情感。他们把我们从吉登伯勒姆带到了康凯朱罗普拉姆。我们尚未抵达时，夜幕就已经降临了，巨塔直耸入漆黑的夜空，神像在我们手电筒摇曳的光线照射下倏忽间明了又暗。正当我们沿着柱廊一路摸索着走向圣地中的圣地，刺耳的神庙唱诵之声响了起来，长老为主座上的神明举行宗教仪式。有那么一刻，在黑暗和喧嚣的双重魅惑下，西方游客竟能分享体会到崇拜印度教的信徒那种狂喜之情。片刻之后，在犹太意识上发生了动摇的十诫中的第二诫(2)又重新得以确立。但和印度教团契交流的那一刻却可谓是醍醐灌顶，它使追寻者或多或少认识到了印度庙宇在印度生活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