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1956年，由米歇尔·安德尔森执导、改编自凡尔纳同名小说的好莱坞电影《环游地球八十天》在上映后票房大获成功，并于次年摘得第二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项。几乎与此同时——实际上时间跨度更大——在1956年2月到1957年8月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展开了一场历时十七个月的环球旅行：虽然都是从伦敦出发，但汤因比所走的并非《环游地球八十天》中主人公乘热气球到巴黎，再轮船加火车经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到土耳其和印度，然后抵达中国香港、日本、旧金山、纽约最后回到英国这样的路线，而是一路西行，先飞到纽芬兰岛，辗转经过百慕大、巴哈马和牙买加，进入哥伦比亚开始正式的环球之旅，游完厄瓜多尔和秘鲁之后，取道巴拿马运河，坐了足足20天轮船到达新西兰再前往澳大利亚，然后从澳大利亚飞到印度尼西亚，接着游览新加坡、越南、菲律宾、中国香港、日本、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多地，再前往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在南亚游历两个多月后飞往中东，用半年时间陆续造访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多个国家，最后从贝鲁特返回伦敦。凡尔纳之所以安排小说中主人公自西向东的路线，是为了制造最后的戏剧效果，让主人公喜出望外多出一天从而赢得打赌，而汤因比规划路线时，考虑到长期舟车劳顿对人体力的考验，于是选择自东向西的方向，借此稍微延长夜晚有利于多加休息。最为显著的差异是，汤因比不似小说主人公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快马加鞭完成环球之旅，而是不惜耗时一年半工夫，一路深入访古探幽，亲身体验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尽管作为饱谙经史的大学者，他早已熟知各方风土，但诚如他在本书开篇提及的，和人当面接触交流、亲眼目睹风光景色，比起形形色色连篇累牍的印刷物、照片和地图都更有所值，这一观念也呼应了陆放翁所言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需躬行”。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出身牛津，家学渊源深厚，先后就职任教于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自1925年起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行的《国际事务概览》主编，以其12卷本的《历史研究》这部皇皇巨著在史学界享誉盛名。他曾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二战”后期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者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积极参与英国广播公司节目评论，甚至还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声名大噪，影响俨然超出学术界范围：除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之外，汤因比还著有《文明经受考验》、《世界和西方》以及在知名学府或机构讲学后结集成书的《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基督教之于世界宗教》、《核子时代的民主》等多部作品，另有大量颇具影响的评论文章发表，堪称那个年代的国际公众人物和公共知识分子。有评论指出，汤因比是当年在世史学家中读者数量最众、探讨最热烈、著作译介最多的一位。英国教师索麦维尔根据《历史研究》前十卷所作的缩写本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畅销书，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广为流传，缩写本《历史研究》单单在美国就卖出了30万册，在商业上和学术上均可谓轰动一时。

1955年，66岁的汤因比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退休，他素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毕业后他就赴希腊考古，后来也游历过土耳其，到过日本、中国、印度、美国等许多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所以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而是新的开端，无需受点卯羁绊又有基金资助的他经过详尽规划，偕夫人踏上了环球之路。旅行过程中，他为《观察家报》撰写文章，记录途中种种见闻感悟，并最终结集成书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吉卜林诗中所谓的“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是感慨于东西方相去万里，迥然有异而沟通之难；然而，在摒弃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史家传统、转以区域文明为考察对象、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人类历史置于自然环境中进行考察的汤因比身上，则正如马丁·巴伯所言，一切事物都在相遇。汤因比向我们展现了他一次次的遇见：将近六十年前的世界，“二战”结束十年有余，而冷战已经揭开序幕，彼时澳大利亚还没有标准化轨距的铁路，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独立之后正在蹒跚学步，马来西亚乃至新加坡尚未独立，越南分作南北双方，中国香港涌入了大批移民，日本还不是富裕的国家而且人口处于增长趋势，斯里兰卡还叫作锡兰，伊拉克开始农业复兴，以色列建国不久，巴勒斯坦难民还不知道他们60年后依然回不了故土。观照时下，和当年相比，其实泰国和缅甸的政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印度主干道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路线，阿拉伯半岛靠着石油富甲一方，巴以冲突不见消停，世界倒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全都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