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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成为历史主宰者的大人物，关于他无名时代的行迹，往往有人造出许多传说来。“壬午军乱”时东渡朝鲜的袁世凯，也不例外。

在此国家危急、千钧一发之时，副将吴孝亭竟以“军卒疲惫”为借口，抗命不前。马建忠禁不住怒火中烧，要求提督吴长庆撤换他，是很自然的。

——有一个副将，强调军卒晕船，体力耗尽，拒不接受进军命令，要求缓行一日。提督吴长庆怒不可遏，当场撤掉了他。由谁接任呢？吴长庆回顾左右，袁世凯就在身边。于是他命令道：“你去接替！”从此，袁世凯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传说。

关于“壬午军乱”时清政府的动态，马建忠留下了比较详尽的日记。马建忠，江苏丹徒人，别号适可斋，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述生平言行。全书记言四卷，记行六卷，计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石印刊行。其中壬午日记，记叙翔实，是贵重的史料。除了时刻之外，还记录了气候、温度。例如：阴历七月二日（阳历8月15日），丁汝昌舰队尚未到达之前，日本仁礼少将前来答礼，恰值正午，寒暑表指向华氏九十六度。又如：当日午后四时半，侦探人员归来，备述所见。可见，马建忠向各地派出了谍报人员，不断搜集着情报。

据马建忠的日记记载，吴孝亭来见，拒绝向水原进发，盛怒而去，时间是阴历七月八日（阳历8月21日）。翌日，上午八时，吴长庆致函马建忠，有云：“右营（管带为吴孝亭）军卒多患病，兹派后营（管带为张仲明）代之。”

仲明，是张光前的字。马建忠遂与张光前部进发。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汉城，命令二百军卒轻装疾进。

从马建忠的日记来看，吴孝亭要求缓行后，接替他的先锋任务的是张光前，而不是袁世凯。然而，决不可因此而低估袁世凯所完成的业绩。在总司令吴长庆的一言一行里，体现着袁世凯的意志。不久，袁世凯便受命指挥一个营的兵力。从南阳到汉城进军途中的情况，没有记录可查，但可以断定他一定发挥了惊人的军事才能。

日本出兵朝鲜，口实是“壬午军乱”中日本军民十余人被杀害。清政府出兵，理由是朝鲜乃清之属国，发生骚乱，应由清政府协助整顿政治，并借此强调了一番若有若无的宗主权问题。

朝鲜常驻清廷的官员称“领选使”。当时的领选使是金允植，“壬午军乱”时他向清政府报告：“罡应（大院君）勾结匪党，图谋不轨，危及社稷，逆迹久著……”

乱政的是国王之父大院君，要整肃政体，必先惩办大院君。

日本这时也已知道唆使反日暴动的人是大院君。中、日双方都把大院君当作罪魁祸首。马建忠心急火燎，因为如果日本方面先行逮捕、惩办元凶大院君，那么，清政府的面子就会丢尽，等于向世界宣告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马建忠赶到汉城的时间是阳历8月23日，正值处暑。这时花房公使已撤至仁川，似乎要表明日方决不妥协。次日，马建忠急赴仁川，傍晚到达，立刻会见花房公使。二人从六时半一直谈到八时。马建忠素来办事认真，同日方会谈时，若是笔谈，一定会留下记录。但这次会谈没有笔录，估计是用英语进行的。

花房公使肯定震怒了，他提出三日为限的要求，未见答复。而且，朝鲜国王命首相洪纯穆同日方会谈，洪纯穆却致函花房公使，声称：“奉命勘察山陵吉地，非三四日不能回京。山陵在朝鲜事关重大，必须先办，同贵国谈判俟归来再议……”

在朝鲜，人们认为墓地的吉凶关系着后代子孙的命运，因此，选择墓地是无比重要的。首相此去，选择国王陵寝之地，固然是为了确认未来的吉凶祸福，但国王还很年轻，精力旺盛，选择墓地不在此一朝一夕，显然，目的是拖延时间。

“既然国王准备同我国求得问题之解决，任命洪纯穆为代表，为何其后又命他前往山陵？难道认为山陵之事比谈判更重要？岂有此理！”花房忍无可忍，两肩不住颤抖。

“花房先生，目前在朝鲜并不存在什么政府。”马建忠说道，“国王没有自主权，怎么能和别国进行交涉？一切都需国王恢复自主权之后才行，目前急于交涉，即使谈妥，究竟能否有效，很难保证。恐怕不久的将来，又会问题百出。我国出兵只是为了惩办乱党，一俟肃清乱党，国王就会恢复自主权。”

次日，花房回访马建忠寓所。郑重其事的会谈昨日已经进行，今天主要是以轻松的日常谈话为主。因为都是外交官，共同的友人也多。另外，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常，此时是清政府驻神户领事，同花房也颇熟悉。花房说：“您与令兄相似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