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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伊藤博文是宫内卿，还没有组阁。相当于总理的是太政大臣，由公爵三条实美担任。但是，真正的实权者是伊藤，这是人人皆知的。

废除太政官制是在当年的十二月，同时组成了第一届内阁。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大臣的，自然就是伊藤博文。

日本派出最高实权者伊藤博文，清廷也以最高实权者李鸿章相迎。谈判在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举行。

驻中国的日本公使榎本武扬自然要担当伊藤、西乡两代表的助手。这时期，日本国内的领导集团分为软、硬两派。伊藤博文、井上馨近于和平派，黑田清隆最为强硬，驻北京的榎本武扬也属于强硬派。

辅佐清方首席代表李鸿章的是吴大瀓和续昌两人。袁世凯在家悄悄地等待着“飞电”——他认为会委任他为谈判委员，让他参加会谈的电报很快就能飞来。但是，李鸿章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不抛头露面为好，因为日本方面的怨气正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驻日本的中国公使徐承祖在密电中也提到：“日廷拟请惩办驻韩诸华将。”

这封电报报告了东京的政治空气。日本代表团怒气冲冲地来到中国，如果把指挥“诸华将”的袁世凯摆在谈判桌上，只会是火上浇油。

袁世凯在项城等了又等，始终没有“飞电”传来。

“即使我不去，那批材料也肯定会派上用场。”他只好以此来自我安慰。

在天津的谈判，自4月3日起，到16日止，进行了六次，总算达成协议，在18日举行签字仪式。这就是中日《天津条约》。内容只有三条：

一、在四个月内，两国撤走驻朝军队。

二、两国撤兵后，不派遣训练朝鲜士兵之教官。劝告朝鲜国王委托两国以外之外国教官。

三、将来如发生重大事件，两国向朝鲜派兵时，应先互行文知照。

终于未触及“甲申政变”的责任问题。清廷诸将，特别是袁世凯的处罚问题，被李鸿章顶回了。李鸿章手里有袁世凯提供的大量材料，有吴大瀓的查办报告，日本方面强调处罚和赔偿，他就用“并无确证”予以驳斥。但是，又怕日本舆论界找麻烦，便口头约定：“如有确证，将以清廷所订之军法惩处违犯者。”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果然日本舆论界大哗，说什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的屈辱”，等等。

伊藤博文以《敕谕》警告国民不要采取过激手段。

激愤的不只是日本方面，从朝鲜撤兵，意味着清政府对朝鲜宗主权的丧失，李鸿章虽然避免了袁世凯等人的处罚，却放弃了宗主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袁世凯在项城得知中日《天津条约》的内容后，一拳砸在桌上，打翻了茶碗，摔得粉碎。

“怎么能撤军！”

当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回乡以来，他一直控制饮酒。从朝鲜归国时，在“超勇号”上，他曾与提督丁汝昌痛饮，此后便没有喝醉过，过年时都是适可而止。因为他热切地盼望着：“飞电”一来，就立刻登上重要舞台。

中日《天津条约》缔结后，又过了一阵，终于来了电报。但是，这时袁世凯的心情低落极了，电报是探问的语气：“能否归任朝鲜？”

“因病不能成行！”袁世凯复电。

“病者岂非令堂？”又来了一封稀里糊涂的电报。

“母子俱病。”袁世凯回答。

尽管如此，电报还是雨点儿般飞到项城。

“病势如何？”

“一时难愈！”袁世凯复电。

“碍难照准。”

袁世凯笑了，打电报说：“唐绍仪颇胜任，彼有不足乎？”

在这种电报游戏的过程中，袁世凯心里的疑云渐渐消失了，他知道自己并没被忘却，心里热乎乎的。其实，这是李鸿章的一种手法，他为了收拢人心，故意作态，终于把年轻的袁世凯折服了。

正当盛夏时节，来了一封电报：“火速来天津！”

简直是不容分说，同前些时候相比，没有一点儿扯淡的味道。而且，是以李鸿章个人的名义发来的。

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这回该轮到我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