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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来说，朝鲜不是纯粹的外国，所以不用“公使”这一名称，但实质上这却仍然是公使的人选。当时，“大使”这一名称只用于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派遣的全权官员身上。由于清政府不是国际政治上的大国，即不是列强，所以驻外负责人均用公使之名。等级是二品或三品，相当于道员、省布政使、内阁各部次官。

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推荐他时，李鸿章耍了一些花样。他不但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识大体”，还说是朝鲜国王李熙曾要求派遣“熟谙朝鲜国俗，时务练达的袁舍人”。

李鸿章起用袁世凯的奏折是九月二十一日呈递的，在袁世凯向他汇报的三天后。

两天后，九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出上谕：“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

道是仅次于省的大行政区，台湾由福建管辖时是台湾道，其长官是道员。道员实际是正四品官，所以这是特意给袁世凯的待遇。一年前，徐承祖受命任驻日公使时也是以道员任用的。以前袁世凯驻在朝鲜时以同知被任用，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

汉城的公署也被改组。以前称商务公署，带有总领事馆的性质，这次扩大为公使馆规模，袁世凯的正式职衔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陈树棠在任时只办理商务，现在增加了“交涉”。

“交涉”就是“外交”，因为清政府把朝鲜视为属国，总避开“外交”一词。陈树棠当时被称为“总办”，而袁世凯则称为“总理”了。

公署人员，在陈总办时代是十二人，袁世凯赴任后增为二十二人，增加将近一倍。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增加到五十四人。上记数字自然不包括仁川、釜山等分署的人员。

十月七日袁世凯偕同李荫梧、姚文藻等人踏上赴朝鲜的旅途。李是仁川的负责人，姚是釜山的负责人。

袁世凯之下有两名随员，即谭赓尧和张承涛。英文翻译是唐绍仪，日文翻译是张光甫，朝鲜通事是金大用等人。后来的大人物唐绍仪的身份显得很低，但薪金上，因为是英文翻译，给了一百二十两。而随员谭、张才八十两，相比之下他的待遇很高。日文翻译张光甫仅三十两，显然唐绍仪在当时已经被重视。日文翻译的三十两比起朝鲜通事的十五两来，还多一倍。至于仁川和釜山的分署负责人，则都是二百两。

可以想象出袁世凯那副得意扬扬的样子。刚满二十六岁，竟然把堂堂进士出身，年已五十的吴大瀓击败，弄到了驻朝鲜公使的位置。他摇晃着膀子在仁川登陆，是很自然的了。袁世凯谒见朝鲜国王是阴历十月十五日，阳历11月21日，星期六。

“不管怎么说，没有军队……”

李熙的口气是把一切简单地归结为武力。他辩解，有时不听从清政府，是因为它撤退了驻防军。

“如能派来大军，我们将只依赖上国。”李熙说道。

朝鲜国王向袁世凯请求出兵，似乎是件怪事，其实，他的发言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一定有闵妃的主意起作用。

朝鲜国作为一个国家，要求独立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也是多年的夙愿。但是，在独立以前，各派势力之争相当激烈。闵妃一族的事大党，必须全力对付以日本为背景的开化党，因此就需要清政府的武力。然而，由于释放大院君归国，加深了闵妃一派的抱怨情绪，认为“清政府是依靠不得的”。不依赖清政府，就得把“保险”放在别国，自然要与俄国联系。但是，清政府对朝鲜同俄国交往一事，又极其敏感。

朝鲜国王还通过李鸿章不断向清廷提出“奏咨”，请求“遣兵驻防”。

清政府同日本之间缔结过中日《天津条约》，出兵朝鲜时必须通告日本，恐怕日本也要派出相同数目的军队。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清政府不能出兵。

“因为同日本有条约，不能常驻大军，但仁川有清舰数艘，一旦有事，会做出反应的。”袁世凯这样回答了朝鲜国王。

谒见国王之前，袁世凯总算完成了李鸿章交给他的一件事，就是把穆麟德弄回中国。穆麟德被解雇后，仍留在朝鲜。当然，作为个人，侨居朝鲜与否是自由的。可是，他留在朝鲜一天，就会在朝鲜与俄国之间周旋一天。他了解朝鲜内情，也深知清廷内幕，让他留在朝鲜是危险的。

到达仁川后，袁世凯同穆麟德会面，极力说服他。

“你是学者，不应该在国际政局上搞幕后活动，听说你正收集满洲文献，这对于你倒很适合。中堂说，如果你继续搞满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他尽量帮助你，你以为如何？”

穆麟德似乎动了心。

朝鲜经济已经到如此地步，作为财政顾问，穆麟德的业绩应该打负分。另外，把俄国拉进朝鲜来，恐怕是德国政府的指示，他本人也并不十分积极。数年前，德、奥、俄搞了个三帝国同盟。在侵略朝鲜方面落后了一步的德国之所以要把俄国拉进来，不外是为了牵制中、日两国或英、美、法诸国。如今俄国公使已派到朝鲜，穆麟德的活动将受到限制。难道就这样了此一生吗？穆麟德正不知所措。假如研究满洲文献，作为欧洲人，他是第一流的。为了留名后世，与其充当外国公使的顾问角色，不如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研究，何况后援又是极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