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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2月15日（光绪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袁世凯东渡日本。这是因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邀请，在东京同袁世凯会晤。井上馨外相曾希望清政府驻朝鲜负责人了解日本，如果不是日本通，就让他成为日本通。

李鸿章叮嘱道：“似可借释前嫌，有裨大局。”

李鸿章所说的前嫌，就是指日本对袁世凯的憎恶之感。伊藤认为通过这次邀请，袁世凯个人同日本的倾轧关系或许能有所好转。

袁世凯公务繁忙，直到那年五月才终于出访日本，可惜时间短暂，没有仔细观察的余裕。

当时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1885年12月），内阁制刚刚起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井上馨、内相山县有朋、藏相松方正义、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法相山田显义、文部相森有礼、农商相谷干城、邮政相榎本武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就任内大臣。日本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政体而保留了国体，当然免不了几分混乱，街头巷尾流传着黑田清隆对内阁人事安排不满的说法。一些在猎官运动中失败的人，当然会有种种怨言。

这时正是鹿鸣馆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日本政府紧缩财政的时期。紧缩财政是为了扩张军备。“甲申政变”之际，黑田清隆的强硬论、主战论，不仅遭到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反对，而且遭到军人山县有朋的反对，他用纯军事观点驳斥说：“依靠现有之军备，不可能同中国长期作战。”

袁世凯在日本做了短时间的访问，对于伊藤和黑田对立的真相，并没有掌握。

黑田清隆的“速战论”主张是：如果从现在起三年之内，不在朝鲜确立霸权，那么正在整顿军备的清廷，会远远超过日本的实力。到那时，日本就会失掉时机。他列举了理由：清政府已经在中法战争中觉察到海军力量的脆弱，向德国订购两艘铁甲舰“镇远号”和“定远号”，全是七千吨级的巨舰。而日本海军的最大军舰也不过三千吨。另外，清政府又购进快速舰“济远号”，还要购进“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等舰。

“三年之后，日本就不配做中国的对手了。”黑田从表面现象生出迫切感，而伊藤对清政府的内情却知道得更清楚。

伊藤认为：再过三年也用不着担心中国会强起来，因为中国还在以作诗录用文官，以射箭任用武官，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西洋人也说：中国还在昏睡，我们所害怕的，是中国觉醒过来。迄今，中国总是睁一睁眼睛就又睡过去。同俄国发生纠纷时，中国清醒过来，架设了电线。但一两年之后，又睡了过去。中法战争后，又醒过来，于是购进“镇远号”“定远号”。近几年来，太平无事，就又睡过去了。日本可以趁此时机追过中国。假如现在在朝鲜寻衅闹事，就等于把将要睡去的中国摇醒，促使它奋起。

可以说，关于中国，伊藤比黑田有更多的情报，分析也较为中肯。

清政府于1885年购进“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三舰，1887年购进“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四舰。中法和约签订在1885年6月，购进军舰，正当伊藤所说的觉醒期。1888年成立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任司令。中日甲午战争是在1894年打响。这期间，日本忙于扩充军备，而中国自买进英、德四舰以后，直到战争爆发的七年里，竟再未购入一艘军舰。

中国也有扩充舰队的预算，但这笔钱被西太后挪用去修造颐和园了。当然，准许挪用军事预算的大臣也有责任，不过，这毕竟只能说还处在昏睡状态。

在东京，日本首脑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要求，主要是：尊重朝鲜的自主权，不要给西洋诸国以可乘之机，朝鲜诸事统由中、日两国通力解决等。

前面已经多次提过，中国虽有宗主国的名义，但到19世纪中叶朝鲜开放为止，中国从不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充分自主地行使主权。

清初，朝鲜在冬至、元旦及万寿圣节（皇帝的生日），定期派出使者，称为冬至使、年贡使、迎历使。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合并为一使。此外，清朝皇室有庆吊诸事，朝鲜随时派出使臣。朝鲜王室即位时，要接受清廷册封，有吊唁事则向北京派出告讣使，这些关系只是一种“交往”，政治色彩极其淡薄。

1832年6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亚玛斯特号”到达朝鲜，要求贸易。朝鲜政府以“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从大清国意，除大清国外，不准同外国人交易”为由，予以拒绝。一有麻烦事，便以从属中国为借口，抵挡过去。

形式上的宗主权转向实质性权力，是朝鲜同外国的接触日趋频繁之后，由日本首先引起的。明治维新，应当说是日本民族活力的外溢。从上海买进英国棉布，运到朝鲜销售，这绝不是日本人个人的活力，而应视为民族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