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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在东京举行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下达了开战不可避免的决定。

同一时间，李鸿章正被政敌围攻。俄国的介入已成泡影，他刚刚下决心进行军事动员，7月14日，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送到李鸿章的手边。小村把东京发来的绝交书用更为强硬的语调改写了一番，递交清政府。

总理衙门接到后，向李鸿章询问了军事对策。

李鸿章把下列作战计划从天津电告北京：

一、命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六千开赴平壤（这支军队是驻扎在直隶省小站的宁夏兵）。

二、命马玉昆统率的毅军两千开赴义州（这支军队驻守在旅顺，属四川提督麾下）。

三、致电盛京将军（当时东北的军政长官），命其所属左宝贵的奉军四千开赴平壤会合。

四、命牙山叶志超部两千人移防平壤。

五、向朝鲜近海派遣兵舰。

其中只有盛京（奉天）将军的军队不属李鸿章派系，据说是受过最新训练的精兵。此外各军当时都称为北洋军，以李鸿章同太平天国作战时组织的淮军为基干。虽然所属各异，有四川、宁夏等部，但官兵大部分是安徽人，是李鸿章的同乡。

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军队也被称为北洋军，如同私兵，清廷的国防处于不依赖私兵就无法支撑的局面。

太平天国军从广西攻上来，势如破竹，攻陷南京是在四十年前的1853年。当时，官军——政府军对太平天国军简直是毫无办法，连战连败，在战斗之前就失去了战斗意志。

清朝军队腐败到了极点。

军队不能用，怎么办？只有创建新的军队。

曾国藩受命讨伐太平天国时，创建了一支军队。他们是在“保卫乡里”的口号下，由关系组织起来的军队。私塾老师当了官，弟子们就当了兵，是这样的组织。当然军事方面都是些门外汉，但稍加训练后，就成为强于政府军的军队了。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简称“湘”，所以他创建的新军队被称作“湘勇”或“湘军”。

李鸿章仿照前辈曾国藩的湘军，创建了组织方式相同的军队。他出身安徽，人们称他的军队为“淮勇”或“淮军”。

凭借湘军和淮军的力量，历时十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这时，谣传“曾国藩要率领湘军进北京，建立新王朝”。

假如曾国藩真有这个心思，那他肯定能建立一个新王朝。因为保卫清廷的官军不过是一群废物。

曾国藩听到这个谣言，认为只要有湘军在，他就会被怀疑，于是毅然解散了湘军，但把有才干的将领都让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个拥有淮军的实力派，但比起曾国藩来，他是晚辈，那时还不至于被怀疑。

其后，李鸿章的淮军平定了捻军起义，身价越来越高。原来是私人军队的淮军被编入国家的正规军，但不用说，李鸿章色彩还是很浓厚。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在天津挥舞那么大的权势，就是因为有一支听从他指挥的军队。他的发言，总是以武力为背景的。

有些王公贵族和虽为高官却无武力背景的人们，都很妒忌他。如前所述，由于对西太后反感，随之对她所信任的李鸿章也抱有敌意。

李鸿章的政敌非常多。

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前一天——7月16日，在北京，皇帝的数名顾问——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成员，聚集一处，研究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有出席会议，他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摆在会议桌上。

帝党的李鸿藻和翁同龢当然是主战论者，但他们是少数派。而王公大臣是多数派，认为今年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无论如何也不要发生战争。避战论者占大多数，他们说：“我国同朝鲜的宗属关系，哪怕是名义上的，如能维持下去，其余的做一下让步也就算了。”

主战论者是李鸿章的政敌，而避战论者也以不负责任的口吻批评说：“李鸿章怎么把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搞得这么糟呢？”

“当日本提议共同承担朝鲜的内政改革时，李鸿章为什么拒绝了？那时若接受了日本的提议，今天就不至于把局势弄得这么僵！”

其实，假如那时接受了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那么，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管谁是当事者，无疑都要遭到众人的责难。

李鸿章对北京的会议情况做了估计，每个与会者的脸孔都在他头脑里盘旋，谁会说什么话，他也能想象得出。

事情在发展。

会议应当开，实际准备也必须做。李鸿章往伦敦发电报，因为运输军队需要船只，必须考虑买船的事。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太多了。

“是啊，不是速度快的船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