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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情可算办完了！”李鸿章独自喃喃地说道。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那一天，他拼出最后一点儿力量，要求把二亿两赔款再减少五千万，为一亿五千万两。

“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了，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了嘛！”伊藤不想再谈下去。

“那就再减少两千万两吧。”

然而，伊藤一个劲儿摇头。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圆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余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余两（据《清史稿?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伊藤首相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二百万两减为五十万两。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作“甲午战争”。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于次年三月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中日《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通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儿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

“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儿的嘴紧紧闭上了。

“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词，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俊才，总是以竞争为动力，现在他觉得很后悔。因为竞争固然可以磨炼才干，创造业绩，但作为一个集团，岂不是缺少了团结一致？他们没能为一个巨大的目标丢开小异，同心协力。

同他的出身很不相称，李鸿章特别重视市井传言。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宣传机构，想了解人心动向，街头巷尾的闲话是重要资料。罗丰禄就专门负责收集北京和天津的街谈巷议。临来日本之前，他听来这么一句话：“一个喽啰点火，另一个喽啰煽风，老头子忙着去扑灭！”

“老头子指的是我喽？”

“是的。”

“点火的喽啰可能是指袁世凯，煽风的是谁呢？”

“像是指盛宣怀。”

“嗯，不错。”

李鸿章敲了一下膝盖，喜形于色，认为说得很形象。民间的眼力真不错，令人叹服。

在朝鲜点火的人确实是袁世凯，而在天津海关的盛宣怀，主战言行颇多，还不时弄来一些低估日本实力的情报。

两个部下当然都很出色，但他们从未同心合力过。这也是因为主子李鸿章尽量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