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管天管地：从穿衣戴帽到妇女发型

奇书《太平礼制》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安（在今福建省）。外面清军围困重重，洪秀全却置敌情于不顾，兴致勃勃地制定起等级秩序。

　　他把太平军（此时不到一万人）的军官分成十六等，什么王、国宗、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军帅、师帅等，名类多达三十九种。

　　各等级之间，尊卑严明，绝不可以下犯上，犯者立斩。洪秀全又专门下诏规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级递减半斤，总制以下无肉。

　　把一万人分成十六等之后，洪秀全又废寝忘食，置敌人数万大军于度外，耗尽心血制定了繁琐周详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这十六级之间见面的称呼，相互应该行什么礼节，对他们的家属亲戚如何称呼如何行礼。他规定，人民要称王世子为“幼主万岁”，称他的三儿子为王三殿下千岁，四儿子为王四殿下千岁，如此等等。称他的长女为天长金，二女儿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和兴趣，可以仔细读读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奇书，肯定会得益匪浅。

　　其实，在洪秀全之前几百年，朱元璋也做了几乎同样的事。

第一道思想防线

　　吴元年，也就是大明开国前一年，朱元璋派多路大军四出统一天下，战事异常频繁：

　　朱亮祖部挺进浙东，攻打方国珍；徐达部在擒获张士诚后，又匆匆挥师北伐；汤和率大军攻打方国珍控制的庆元；胡美部入福建攻打陈友定；杨璟部出征广西……军报如雪片般四面八方飞来，将朱元璋的桌案堆得严严实实。然而就在此军务倥偬之际，朱元璋倾注大量精力，抓起了一项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制定礼仪，也就是规定未来的大明帝国人民见面如何行礼，平时如何穿衣戴帽。

　　吴元年（公元1367年）六月，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了“礼、乐二局”，从全国各地调集专家学者，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朱元璋当年十月才命令中书省制定法律。也就是说，未来大明帝国的礼仪建设是先于法律工作的，所以史书说：“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朱元璋经常召见这些礼仪专家，搬来许多古书，和他们一项项探讨那些繁琐异常的礼仪规定，一研究就是半天。

　　朱元璋是一个极为现实的人。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无数大事需要朱元璋去抓，为什么他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礼仪上呢？

　　这和朱元璋对未来天下的整体设计分不开。在朱元璋的帝国蓝图中，礼仪是国家的基础。制度和法律规定是硬力量，而礼仪是软力量。软力量如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其重要性甚至重于硬力量。

　　礼者，防也。这是朱元璋礼仪建设的核心意图。朱元璋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也就是说，礼仪是政权的第一道防线，它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过于法律。因为老百姓可能一辈子也不和官府打交道，却一天也离不开礼仪。

　　礼仪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对社会成员心理的塑造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严明而细致的礼仪，将名分意识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使人们规规矩矩，安守本分，不起犯上作乱之心。只有当民众的生活逸出规矩之外，才需要用法律来处置。这就是所谓“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在朱元璋看来，导致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政府只抓法律而不抓礼仪建设，老百姓没有尊卑上下，对上没有畏服之心，所以一遇骚动，就纷纷犯上作乱。他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

　　也就是说，元政权建纲立纪的工作做得不好，大权落到权臣之手，人心因此涣散，天下因此动乱。所以刚刚当上吴王之后，朱元璋就宣布，礼仪工作是建设国家的第一步：“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

　　从吴元年到洪武三年，整整四年当中，朱元璋都把礼仪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抓。经过数百位专家学者数年辛苦工作，终于制定出了诸如《大明集礼》、《孝慈录》、《洪武礼制》、《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数量如山似海，规定细如牛毛，涵盖了大明王朝上自皇帝、下至细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因此明人这样高度评价朱元璋的礼治工作，认为他制定的礼仪“上之郊庙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间巷州党，洋洋优优，无大无细，隆礼曲礼……其间损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义起，或沿时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