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

纸上“双簧戏”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助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

在文学革命的大旗树立之初，旧文人们采取了漠视不屑的态度，一时间没人出来叫阵论战。因此，新文化人必须采取对策，引蛇出洞。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于是乎，经过商议，由钱玄同演“黄盖”，刘半农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旧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计”。在《新青年》第4卷3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站在旧文人立场上，如同作策论一般，罗织了许多有关新文学的罪状，以尖刻叫嚣的笔调，大放厥词地把新文人教训了一通。而刘半农立即回长信一封，借清新简练的笔锋，将王文中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并且称旧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汉，又要请圣旨，竖牌坊的烂污寡妇”，既无气魄，也无意境，却处处掩饰，不许新文人露锋芒。他们的眼光又好似“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将旧文人之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真可谓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等文章，措辞激越，议论精警，可以说是招招戳到旧文人痛处，让他们看了，不把他们鼻子气歪才怪呢！

果然，没过多久，旧文人阵中大将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写了一篇文言小说《荆生》，咬牙切齿地影射攻击了《新青年》的几位主要人物。其中当然便少不了“形友实敌”的钱玄同。在小说里，林琴南塑造了一个浙江文人金心异，金对钱，心对玄，而异对同，实际上就是暗指钱玄同。在林的笔下，金心异嗜财如命，常常“为伤天害理之言”，并且目光短浅，畏首畏尾，被所谓的“伟丈夫”荆生将军所镇压。可以说，小说里充斥着人身攻击与卫道谬论，透露出林仇视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这也恰好说明封建顽固势力在理论和道义上已是无力还手，只能求助于谩骂和影射攻击，做最后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困兽般的哀鸣罢了。

也就是自此之后，新文化派人士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已经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钱玄同和刘半农于此间的努力功不可没。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