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方针 大错特错

国军戡乱战略的七大失误

蒋纬国

中共之得逞，基本上是得之于俄共的支援与掩护，其次则蒙日本长期侵华之所赐，至于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共戡乱失败，则为上两种因之后果。我国在先父领导下，经过八年长期奋战，为战胜之盟国，但于接近胜利之前的雅尔达密约，竟以牺牲中国权益的条件，让苏联大军不战而入东北，同时迫使中国的外蒙独立成为苏联的附庸，其后，则明目张胆阻止国军接收东北，予中共扩张壮大机会。

关于国军戡乱之野战战略检讨方面，就野略三项基本因素——力、空、时而言，自华北上党之战，应视为国军戡乱作战之绪战，因此点燃战火后，即陆续遍及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各地区。由此点而至戡乱作战末期，随时间的推移，共军兵力日增，而国军则日渐削减。共军初期盘据陕北及华北、华中、华东各省边区，三年余时间，则据有长江以北的全国精华地区，国军在陷于极不利的态势下，撤出大陆。兹就其致此之主因析论如下：

1.中共早期从事战场经营，造成其「运动战」之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假「联合抗日」之名，行扩军掠地之实，故甚鲜实际从事对日作战之行动，而在所控制之广大乡村地区，建立非法组织，裹胁民众，扩建武力及根据地，如晋冀边区之太行山、晋南之太岳山、晋北之五台山、晋陕边区之吕梁山，此外大青山、绥、冀、察、热、辽⋯⋯皖、鄂间之大别山区，苏北、鲁南之沂蒙山区等边区，均已被其窃据。而国军则与日军主力作殊死战争，无暇兼顾及此。纵部份政府机关或爱国志士所组成之敌后游击武力，亦为中共裹胁兼併。各地区，中共实已掌握「战争面」，形成有利运动战之基础。此即国军在各地区野战失利之根由。

2.中共藉俄军之支援，及劫收日伪军武器装备之资助，致使共军武力迅速扩张。据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称：「俄军曾于张垣将日遗武器库交其看管。」实则交其使用。而东北地区俄军除将缴获日军之全部装备转交共军外，更于撤离时将部队装备送与中共，此乃中共部队突告壮大之原因，对华北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战力之消长，影响至大。

3.日军投降之前，华北地区国军各战区，对华北之作战与接收，未及充份策划与準备，难免疏失。原準备用以对日军反攻河北之11战区，甫于7月1日在西安成立，其自其他各战区抽调，纳入其作战序列中之部队，犹散处各地，未及集中。日军突然投降，仓卒奉命接收华北重镇之平津保及冀鲁地区，任务急迫而重要，其他第2及第12各战区对受降接收与对共军作战，亦均无充份之时间策划与準备。而共军则蓄谋叛乱，早有充份之準备，此即国军初期招致折损之主因。对于东北地区之接收，更是仓卒而受阻，初期虽以精锐的上驷对下驷，夺回重要点线，但终为共军的运动战逐次蚕食而至溃灭。

4.国军戡乱作战之指挥体系未尽符统一原则，未能发挥功能。以华北地区为例，初设第2、第11、第12等3个战区，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督导；继改为张垣、保定、太原等三个绥署，仍由北平行辕督导。至民国36年底，撤销张垣、保定两绥署，并为华北剿匪部总部，保留太原绥署，仍同受北平行辕之督导。可见北平行辕应为华北地区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但作战全期中并未见其发挥有效功能。东北、华中地区亦有同样状况。

5.国军高级将领战略思想未趋一致，缺乏主动，尤其少数兼任地方首长者仍保有军阀理念。

自民国37年7月13日，政府颁布动员戡乱令，最高统帅先父中正先生即规划戡乱战斗序列，先后调整指挥体系，依中共叛乱地区，划分国军戡乱责任区为华北、东北、华中、华东（亦称徐海或苏鲁）四个地区，分别设置华北、东北、华中及徐州四个剿匪总司令部，按当时各总部所辖兵力数量及武器装备，均优于各该区之共军，同时国军海、空军完整，保有绝对的海、空优势，依照野略的原则，应能各个击灭所在之共军。但各高级将领之战略指导，概以守点获线的被动应战方式，乃为共军的运动战主动的「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逐次消耗而击灭。尤其当重大关键的战略情势下，不遵最高统帅先父中正先生的战略指导，甚至在紧要关头，复萌军阀理念，寻求自保，投降变节，可说这是国军戡乱失败的最大原因！

6.反观共军，因应不同之状况，适时转变其战术思想与战法，灵活运用其谓之「围点打援」、「阻援打点」、「以大吃小」以及「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运动战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能打力求速战速决，而以歼灭有生战力为主，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共军此种战术思想与战法，在叛乱作战全程中屡见不鲜，且甚收其效。以此针对上述所述国军之战略思想与战法，其利害得失立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