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

当郭总司令赴沪之前，他特别嘱咐我：「你要常到顾（祝同）总长家去看看。」奉命之后隔三两天去一次，顾总长家裏非常俭朴，什么都不肯要，我有天到他厨房裏去看看，什么都没有，如果大官都能如此，大陆河山哪会变色？！

共匪惯用的手段是打打谈谈，现在他们不需要再谈了，可是领袖的潜力仍在，仍不敢贸然渡江，故尔仍然不太拒绝李宗仁等一相情愿的投降和谈，我对门的张治中家裏更热闹了，真使人洩气，但一到了空军新生社，看见周至柔总司令和空军弟兄们的英勇劲儿，就又有精神了，周至柔总司令是留在南京到最后的高级将领之一。

前方的战事虽然暂时寂寞了，我的工作却是天天增多，幸而所有参加指挥所的同仁们都肯负责努力，尤其是女将赵筱梅（现任西湖商工校长）能力强又认真，事事不肯后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时使我最头痛的是后运伤兵，可恶的共匪把战场上的伤兵都放回来，希望他们扰乱南京，并百般挑拨，其中有吴化文的伤兵、黄伯韬的伤兵、邱清泉的伤兵，他们祇要遇到一起準打架，不过打架的原因虽是由于共匪的挑拨，我们也该检讨。

一有风吹草动美军顾问率先开溜

吴化文的伤兵骂黄伯韬的伤兵：「日你娘，当初你奶奶的只要靠近我们打几枪，我们也不会垮呀，奶奶的，现在你们也垮啦，报应！」

黄伯韬的伤兵也用同样的话骂邱清泉的伤兵。

幸而在浦口设了伤兵招待所，更严格的即到即招待、即转送，南京城始终未见到一个伤兵，这是大出共匪所料的，所以非常恨我。

另一个想不到的麻烦，那是一个星期天，忽然接到浦口车站电话，她是浦口车站的接线生，她说：「现在某军接新兵的一位营长和驻军打上啦，我打电话给某总部，今天星期日，都放假了，没人接电话，祇好给你⋯⋯」

按理说我管不着这档事，但事关首都安全，我祇好硬着头皮过江到了浦口，说好说歹，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我给某总部张总司令打电话，报告了处理经过，我也毫不客气的说明了电话小姐所说的话，他很客气的夸奖又道谢。

上边没有责任感，当兵的当然就无斗志，这个仗还能打吗？都怪李宗仁把国家搞得暮气沉沉。

美国特使马歇尔所搞的三人调处小组，帮了共匪大忙，每当国军打胜仗时，共匪一发嗲，美国人立即向国军叫「停」。当共匪打胜了的时候，美国人不但不讲话，反而在后方先綑行李，製造扰乱人心的行动。这时共匪仍停留在江北，作渡江的準备，南京还算安定，美国单位即慌慌张张的全部撤走了，在黄埔路中央医院的美军顾问团（ AAG）也跑了，空留AAG一个横招牌。路过中山路的人们看了非常扎眼，这时我空军西北军区司令徐焕昇回到南京。他看到这块招牌问我：「这是什么单位，跑的这样狼狈？」我用英语说：「美国军队滚蛋啦。」于是相对大笑。

到三十八年三月中旬，前边已无伤兵下来，浦口招待所虽未撤出，但已无事可做，祇有挹江门新兵招待所，偶尔有千百人过境，明故宫机场的招待站也取消了，大教场的招待所也停业了，因为大部份飞机已移到上海，祇有王老虎的指挥所还在大教场，他本人已去了溪口，我在指挥所裏听到由溪口回来的人说，领袖在溪口的生活很清苦，听了非常难过。

南京的物价飞涨，币值变化更大，有一天财务官很得意的向我报告：「我替指挥官买了三十万元美钞。」我吃惊的问：「那来的钱哪？」他说：「库存钞票每天贬值两三倍啊！」

我气坏了，口不择言：「浑蛋，赶紧给我送回去，都是你们这班东西把金融搞乱了。」他摊着双手说：「现在已经赚一倍啦。」我更气，拿出手枪，「你再不送回去我就枪毙你。」

其实这家伙哪会送回去！还不是自己受用了。

总司令又回到南京，在会议上做了一项他一定不情愿的决定，他说：「现在军队散布面积很广，但散在中原的部队，多是与匪军犬牙交错，实际上早已断了补给，在那些地方又无法使用钞票了，当然更无法运补粮服，祇能空投黄金，让他们自己採购吧。」

我悄声报告总司令，「这办法会产生不良后果，黄金到了各级部队长手裏，不可能切碎了发饷，这会影嚮士气。」总司令叹口气，「哎，除此别无办法，我们只能尽心而为啦。」

总司令很关切的对我说：「你也跟我到上海去吧，这裏没有重要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