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文／苏育琪

难得的家庭聚会，却分裂成两国。餐桌的这一头，是「大人国」，餐桌的另一头，是「孩子国」，各自兴高采烈地聊着属于自己世代的话题。

有人拿出《天下杂志》，指着封面上龙应台的照片说，「她出了新书，是谈一九四九的。」「姐夫，亲家公来台湾时，你出生了吗？」转述美君与长子离散的故事后，本省籍的舅妈问。

「我父母亲在一九四七年来台湾，带着三个孩子，那年发生了二二八……」台湾出生的姐夫，完全听不出山东口音，讲话还夹杂台语。

「咦，把拔，从来没听你说过爷爷的事欸，」十九岁、正在念大学的妹妹，头转了过来，加入了大人国。

「把拔，你跟墙上爷爷的照片好像哦，不过爷爷比较帅，」过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

「把拔，那然后呢……」两个孩子齐声问，翻开了家族史的第一页。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酝酿十年、写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一九四九。」

那是个天崩地裂、死生契阔的年代。

太多史诗般的故事，发生在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却很少被诉说。

或许是伤痛太沉，无以言说。

或许为挣扎求生，无心怀旧。

也或许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孙对人生有足够的体验，等到社会成熟健康到可以打开旧伤，才会从历史的灰烬中，探掏散落蒙尘的珍珠，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串起来……。

但是，要快！趁还来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对龙应台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所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从人的小命运，看时代的大命运，」龙应台希望这本书能带着读者，「超越各种争斗，看到每个受苦的个人。」龙应台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这些受苦的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飞越三大洋五大洲，连边远的乌坵等离岛都踏遍。为了这本书，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大记者。

在马祖的介寿狮子市场，她经过一个卖金纸的摊子，一听说这位老伯伯曾在大陆劳改了三十多年，马上拉了张小椅子就采访起来。采访一江山遗族时，为了取景，她在院子里站着访谈了四十多分钟，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红肿块。还曾发生有惊无险的意外：往东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浓烟呛进船舱，几乎令人窒息。烟雾中，龙应台打开窗户，伸出头，任强风撕裂她的头发。

「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把她当个榜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载，和龙应台一起参访马祖，对她的求真精神赞不绝口，「她曾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带着大家去淋雨。」

这样的角色转变，对龙应台并不容易。「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接触，」龙应台说，作家是孤独动物，需要处在内心的山洞。常常，她宁可传简讯，也不打电话。饭席宴饮，「陌生人不喝，话不投机不喝」。写起稿来，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连坐二十五个小时」。在她主办、主讲的一场重要演讲前，朋友敲她房门没有响应，原来她「想到要出来笑脸迎人，痛不欲生，瘫在沙发上，」龙应台笑说，她不担心演讲，而是怕演讲前的鸡尾酒会。

拚命的龙应台，深切的心意，打开了尘封多年、连结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接到约访电话时，八十九岁的拉包尔战俘利瓦伊恂慨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