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艰难时刻

1940年的六七月份，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紧张的几个时刻之一。

因为攻取宜昌的日军随时有直接打重庆的可能。

此时的欧战战场，法国没抵抗几个礼拜就投降了，除英吉利海峡外，似乎已没人能挡住纳粹德国的进攻步伐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已有人发出这样的论调：看这意思，得跟日本人讲和了。此时，很多日本人也相信：重庆政府会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为此，东京下令加强对华的空袭频率和强度。

早在1940年5月，日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就发起了代号为“101”的重庆大空袭。无差别、不间断的大轰炸使整个山城陷入一片火海，民众死伤惨重。这是抗战期间侵华日军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整个夏天都在轰炸。在雾都，只要天一放晴，日军飞机就会蝗虫般扑来。与此同时，延安也遭到大规模空袭。重庆和延安之外，兰州、西安、成都都是日军轰炸的重点。

在大轰炸中，从市民到官员乃至蒋介石都在煎熬。

在历时五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蒋介石寓所曾家岩德安里101号“尧庐”多次遭空袭。至于黄山别墅，一开始，日本人摸不到具体位置。但事儿坏在一个意大利人身上。日本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从这个离开重庆的意大利外交官嘴里大致搞清了别墅方位，对“尧庐”和黄山别墅同时进行轰炸。这时，蒋在黄山。空袭警报叫响后，在侍从人员催促下，他躲进云岫楼附近的防空洞。刚钻进去没几分钟，炸弹就掉了下来。54岁的蒋介石虽腿脚还比较利索，但多少年的委员长做下来，已使他一举一动都比较矜持，故而对侍从人员来说，最煎熬的是从小楼下来到钻进防空洞这个过程。“可算钻进去了！”每一次，望着蒋介石的背影，侍从人员都会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声音。

半个多月后，日机再次空袭黄山别墅时，正赶上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警报声中，高级将领们都跟在蒋介石后面往防空洞转移，虽然心里忐忑着急，但步子又不好超过蒋，琢磨起来还真比较难受。这一次，大人物们无恙，但两名侍从室的卫士被炸死。

至于重庆平民之安危，也就可想而知了。军国日本之罪恶如此。

7月的时候，东京又走马灯一般换了首相。已是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武藤章想建立个“举国一致”的内阁。他认为留着分头的首相米内光政太过消极，而且反对日本跟德国结盟，难以应对欧洲战争以来急速变动的世界大局。这个变局之一即法国降服后留在亚洲的殖民地比如印度支那由谁去装入口袋的问题，陆军的很多人都在嚷嚷“不要耽误公共汽车”了。于是，在武藤的鼓捣下，畑俊六不情愿地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按日本的规矩，米内内阁也就垮台了。

接下来，前首相近卫第二次组阁。

好战的东条英机入阁出任陆军大臣。与此同时，近卫启用了声称自己“必须具有外交决策权”的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有着极富煽动性的口才，在外交上属于亲德而又对苏联怀有拉拢之心的奇怪人士（他梦想建立德、意、日、苏同盟）。近卫再次上台后，仍要面对他们眼里的所谓“中国事变”这个棘手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棘手。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日军全部撤离中国，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还会有事么？日本人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怎么一边占着中国的便宜，一边从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腿。这是强权时代日本人最典型的思维逻辑。

当时，日本那边有几拨人谋求占中国便宜下的和谈。

一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情报课课长今井武夫；二是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的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以及追随他的几个参谋；三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此人也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给重庆传话。此外，还有一拨看似无关的人也在打酱油般地“谋求和谈”，比如日本的某些商人、前军人什么的。说起来，他们其中的不少人根本没经过军部和政府授权，也就是说没有跟重庆政府和谈的资质，但仍嘻嘻哈哈地去凑热闹了。

上面这帮人有个相同点：都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建立了汪政权，重庆方面就更不会坐在谈判桌前了。

各种渠道出现后，慢慢地，其中一条亮了。

这条线上的主要人物叫铃木卓尔。他对外身份是驻香港武官，实际上，是奉板垣征四郎之命，专门从事跟重庆政府接触的任务。

早在1939年底的时候，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曾做过新闻记者，一度在华北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任职），与一个自称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在西南运输公司任职。宋子文一度居住于香港，弟弟子良亦在港，其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张治平是同学）的人接上头。按参与此事的今井武夫的描述，这个“宋子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语说得很好，经常把雪茄拿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