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朝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地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回到中国，加入清朝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七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沅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喜马拉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作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隘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朝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露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