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

从1991年8月18日开始，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有时甚至是按分钟来计算。为了飞往福罗斯，亚佐夫专门调来了装备得如同作战指挥所一样的国防部长专机。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将飞往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将军也登上了这架专机，随机前往的还有克格勃警卫局和政府通讯局的一些军官。飞机是在下午2点从莫斯科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升空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上讨论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再一次确认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决定：从代表团进入“霞光”工程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将全部被切断。

3个小时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的专机降落在别里别克军用机场。从机场到福罗斯别墅有60多公里。16点30分，他们一行赶到了福罗斯别墅。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代表团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由于是克格勃警卫局局长与代表团一起来的，因此他们在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别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候，他的卫士长只服从他一个人指挥，但这种做法后来被赫鲁晓夫给改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恢复这个规矩。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当局长到来的时候，此处警卫的所有权力都自然转到他身上，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表面上看，这没有任何违规和越权的地方，我作为别墅的警卫负责人，也不了解实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小组，要见戈尔巴乔夫，你去报告一下……’‘谁来了？谈什么问题？我怎么报告啊？’——我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普列汉诺夫答道。看来普列汉诺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人的名字：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这个名单排除了所有疑问，也使我们放下心来。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第274～275页。

戈尔巴乔夫正在休息，身上裹着一件温暖的睡袍。他因为后背有点痛，当天没有下海游泳，但和很多人通了电话，谈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与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个通话的是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他当时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休养。在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助理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进入福罗斯别墅的特别通行证，这种严格的封闭式规章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亲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范围内休养。

沙赫纳扎罗夫后来回忆说：“3点多钟我起来散步，我和正在疗养院休假的普里马科夫聊起了高官们的那些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行举止，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向总统挑战，我们不能对那些右派议员和将军们近乎号召政变的言论无动于衷。我们约好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刚刚返回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向我打听，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能够向他通报的只有最近几天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起他即将发表的讲话，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他将围绕如何将新联盟条约付诸实施的问题与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往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来，游泳还来得及。

你的腰怎么样了？——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患了神经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和领袖在一起以及离开他们的日子》，莫斯科，2001，第442页。

戈尔巴乔夫与沙赫纳扎罗夫的通话是在16点32分结束的，梅德韦杰夫随即敲响了门。听了梅德韦杰夫的汇报，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我没邀请任何人啊！” 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他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能用了。此时，此地电话交换站、俄军最高统帅的电话和所有其他专用通讯线路全部被切断，就连厨师这样一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被掐断。福罗斯别墅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将军随机带来的警卫看护起来，格涅拉洛夫将被任命为福罗斯别墅新的警卫处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 “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 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8～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