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军人的家事（四）

“法乎上，得乎中，发乎中，得乎下……”

“法律乃是社会的底线，法律所规定的是不能被突破的底线……”

“法理、法意、法度，乃是立法的基础……”

“这不是谁说了算，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

中央很少能够进行如此激烈的争论，围绕了一个社会具体问题引发出来的争论让韦泽颇为欣慰。一言堂的时代过去了，上层总算是有了一个理论的概念。

儒家那套理念能够长期存在，绝非是因为儒家都是理论大师，而是儒家很懂得去解释现状，并且对过去的事情拿出一个说法。像点样的时代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无疑，马叔的唯物历史观把这种理论构架推倒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疑是看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核心。

争论进行了不到三天，两大思想分界就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认为当下社会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力引发的变革基础上，这场变革将让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是革命党。而认为当下社会发展无法脱离传统社会形态，所以不能以完全否定传统社会形态为社会变革的目的，这帮就成了保守党。

因为跳出来的早，阮希浩暂时成了革命党的代表性人物，李维斯无疑成了保守党的代表。

韦泽对这场变化并没有太惊讶，历史上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讨论都是在生产力有重大突破时候产生的。秦人的生产力的爆炸性发展让秦国在战国时代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发到自觉的法制国家。汉代则有了盐铁会议，理论性的把国家财政问题给考虑了一番。

从那时候之后，唐代的赋税制度，宋代又不禁止兼并，到明代搞出了一条鞭法，清代的各种制度，都是一种尝试与延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特色，也有了自己时代的文化。

韦泽开创的工业时代自然也会有工业时代的特色，中国几千年的铸币史让中国人民对人民币的认同度很高，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而社会变革的速度也比韦泽想象的要快很多。革命党在中央的力量明显压倒了保守党。

李维斯这帮保皇党们并没有因为人数较少就偃旗息鼓，李维斯反倒是战意昂扬，“现在太多有政策功利性太强，为了功利就把其他的都抛在一边。有些东西能够存在几千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种谎言有可能能说几十年，可一种谎言是没办法说几千年的。此时若不能理出这些基本问题，以后只会后患无穷。”

阮希浩针锋相对的做出了反驳，“到底是讲理，还是讲法，这两者大概只能二选一。讲理，是什么理，是谁的理，这也是个问题。国家自然只讲国法，我们光复党讲的当然是我们光复党的理。”

“百姓们会怎么看，咱们不能完全不顾这些东西。咱们不这么想，可不等于没人会往别的方向解释。”李维斯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非常在意，“我们搞土地国有的时候，可是有人大肆说我们共产共妻！引发的反抗不谓不激烈。”

阮希浩冷笑道：“第一，我们没有共产共妻。第二，那些人一杀，天下太平。”

“编瞎话和讲道理是两码事！一个知道自己其实不占理，所以才会胡搅蛮缠。认为自己说的就得算数的，那是真的认为自己占了道理。这不是简单的用法律强制就能解决的问题。”李维斯也有着自己的坚持，“有些东西可以硬上，因为敌人只是那么一小撮，谁露头，就打掉谁！可有些道理就算是我们觉得不对，可不等于百姓觉得不对。想把这个道理给坳过来就得进行大量的工作。而且必须有一套能够完全说服的道理出来。我反对的不是移民北美，也不是反对推行全新的社会理念。我反对的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如果只是这么推行，那一定要出事的！”

几天的争论让大家火气很大，又有些精疲力竭，阮希浩语气很冲地说道：“咱们也别说的那么大，就这一件事，你说问题在哪里。”

李维斯倒是维持了一定的冷静，疲惫感自然是有的，但是他的那股子锐气反倒是越来越强烈。先努力的平复了一下情绪，李维斯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道：“这几天谈下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些同志现在是觉得父母完全用自己的想法来压制孩子的想法，认为这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只为自己考虑。我认为这不对。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不答应那门婚事，的确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喜好，出于他们自己不高兴。可这不等于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孩子。按现在这个做法，只要意见不合，就完全靠能力行事，完全靠法律是否支持来判断。那就是鼓动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大家只是利用生产力不发达时候的矛盾来替代感情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