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摸底（第2/3页）

“瀚之所言极是，以中国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国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所谓‘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杨度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杨度的话，杨朔铭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杨度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或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

此时的杨度并不知道，他刚才话里所担忧的事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杨度也不知道，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远见，改变了眼前的年轻人受后世填鸭式教育所形成的对他的偏见。

“先生曾言，今日之中国，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而此君主，则非中国三代以后之君主也。”杨朔铭说道，“而必有此等君主，才有去‘父母政府’思想之民。”

“不错。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则国可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而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犯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而欲求立宪，先非求君主不可。”

“法美两国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中国于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怎么就不行呢？”黄韵芝听了杨度的话，问道，“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变君主呢？”

“试问夫人，法美两国民众，有举兵以争大总统的事情吗？”杨度笑了笑，反问道，“我想夫人知道，没有。我还想问夫人，为什么法美两国民众没有的事，而我国却有呢？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和瀚之说的，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是不及美法民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