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百家争鸣的另类农家（第2/2页）

二

农家的思想内容，在战国时期，以许行为主，却也化成不同的派别。而在整个战国时代，农家思想开始系统整理出来，却是拜吕不韦所赐。

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期间，开始组织人手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在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书中，也少不了农家学派的身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鲜明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在《上农》中，农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农民、优先发展农业的理论。《任地》一篇，则细致讲述了农业耕作之中，怎样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别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改良土壤的质量。对土壤的软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吕氏春秋》中的农家理论，是农家主体思想以及农业理念的浓缩。特别是《审时》之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农时，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对种子的品种质量，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在当时的中国，简单的四篇文章，却可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宝典。

而另一本对农家思想记录非常详细的著作，就是齐国稷下学宫编纂的《管子》，其中《地员》一篇就是纯粹的农家著作，而在《五辅》《牧民》《八章》等章节之中，也详细阐述了农家思想的各类内容。《管子》对于农家思想的重要意义是，农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放在了其中有关“以民为本”的章节中，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体，农家所宣传的重农思想，其实也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重农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这样的一种联系，使得《管子》中的农家思想，具有了许多超越农业本身的进步意义。

《管子》中的农家思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片段：“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思想，鲜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时期宣传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农家思想显然对民更加重视，民在农家思想家眼里，成了政权存废的关键，这个比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显得要更加大胆。

除了提出了民为本的思想之外，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尽尝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缩小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

而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