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

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关系演变,是孙吴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田余庆先生首先提出后,学者多有论及。依笔者之见,自孙吴立国至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中。孙氏政权赖江东世家大族而立国扬威,江东世家大族也缘孙氏政权而势力日增。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策进入江东后,对江东世家大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草创江东六郡时,孙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之厚,年少气锐的他以为,凭他手下众多的能征惯战之士,无须仰给当地大姓,就能在江东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孙策对不服从他号令的人,一概诛之而后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视孙策为叛逆的州郡长吏,如许贡、刘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据一方、不服从孙策号令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如严白虎、邹他、钱铜等,以及吴地大族如盛宪等。在专赖武力行事的过程中,孙策渐渐看清了江东大族潜在实力的深厚,并进而得出结论:要想在江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以前的一味用强政策,实现与江东大族的合作。这是孙策的一大战略转变,尽管孙策生前并没有明确表露这一意图,但我们可以从他安抚、网罗吴地人才的做法中窥知一二。

其一,孙策入吴后,严格约束手下部队,禁止扰民,以博得吴地百姓,当然也包括吴地大姓的好感。入吴之前,孙策在吴地老百姓的传闻中形象不佳,“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在孙策大军入吴后,“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一支战斗力强大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但能得到吴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且也令江东大族备感宽慰。

其二,孙策对江东大族的结好,主要体现在他对吴地人士的搜罗与重用上。孙策转战江东六郡时,身边除孙氏宗族中人孙河、孙静、吴景等,淮泗精英如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跟随外,还有一批江东的文臣武将,其数量虽不可与孙权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是孙策倾心接纳的结果。而且,这批吴地人士大多身居显职,孙策也视之为股肱,倚之颇深。如朱治,丹阳人,孙策进军江东时,朱治以吴郡都尉的身份驱走原吴郡太守许贡,迎孙策顺利入吴。朱治资历既高,功劳又著,又与吴地大姓关系密切,在吴地有着相当的表率作用。虞翻,会稽余姚人,孙策攻王朗时依附,他不见容于孙权,却为孙策所重,孙策甚至让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风采的打算。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与朱治的依附,对吴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范作用。其他如董袭,会稽余姚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是最早投附孙吴政权的吴地人士之一;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贺齐,会稽山阴人,“孙策临郡,察举孝廉”,后戎马一生,为孙吴政权东征西讨;全柔,吴郡钱塘人,“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慰”,全柔出身名门,祖上曾为汉尚书郎右丞,算得上江东文化士族,影响力颇大;还有芮良,丹阳人,父芮祉跟随孙坚征战,自己跟从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这批江东人士在孙策入吴前后就已融入孙氏集团,并对孙吴政权忠心耿耿,权势与地位也日见其上,除虞翻为孙权流放外,其余大多被孙权重用。

孙策的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得到了最终体现。孙策临去世时,张昭等人按常理推测,孙策极可能会选择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样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为继承人,却不料孙策选中了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原因孙策交待得很清楚,“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问题关系到江东大族的前途去向,意义相当重大,在不能断定孙策能否保护其根本利益之时,江东大族是不会贸然投靠的。换言之,一旦孙策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能力,那么江东大族的倾心归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孙氏集团势力的逐步稳固和扩大,尤其在孙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江东大族的猜疑之心渐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虽去,与孙氏集团全面携手的时机却还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