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高层团结则政局稳定，高层权争则政权削弱

如果说，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期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权威的话，那么，咸丰以来中央政权自身的不断衰败则是因为高层不断的权争、党争造成的。中央政府内部高层官员的权力争夺与倾轧，直接削弱了它的统治效力。

晚清的历史显示出这样一条规律：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官僚共同掌政但由满洲贵族主宰的一代王朝，中央大政由满洲贵族操纵，地方事务则由汉人实力派说了算，满洲贵族拥有政权，汉人官僚则拥有实力与实惠，二者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依靠汉人实力派的支持，是满洲贵族政权能够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法宝，满汉关系尤其是高层满汉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的存亡。

历史进入晚清，有三次大规模的民间运动瓦解与葬送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三次大规模的民间造反运动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摧毁了清王朝多年来依靠的武装力量——八旗与绿营，因为满洲贵族依赖了曾国藩集团的支撑，才渡过了统治的危机，但已形成军政、财政下移地方督抚的局面。义和团运动差一点导致清王朝宗社倾覆，又是因为依赖了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汉人督抚的支撑得以再一次转危为安。对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其在辛亥革命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地方督抚、立宪派与袁世凯集团的相继背叛，最终导致了这个已经虚弱至极的王朝十分窝囊地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作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执政能力成长于内忧外患之间，因而她深知培养与依靠汉人实力派的重要性。在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后，她又不失时机地重点扶植与借重袁世凯集团，倾全国财力让袁世凯练北洋新军，将满洲贵族最重要的地盘直隶与东三省交给袁世凯集团管理，就是慈禧太后借重袁世凯集团的最有力证据。但是，扶植与借重并不是无限度的，当袁世凯集团将手伸进中央政权这个满洲贵族视为禁脔的地方时，慈禧太后就不能不对之予以制裁了。剥夺袁世凯的军权，将他明升暗降调入中央，扶植其他汉人官僚与满人官僚与之对抗，采取以汉制汉、以满制汉的均衡策略是慈禧太后的明智之处。但即使是在抑制袁世凯集团的同时，慈禧也只是小心翼翼，并不主张打掉这个新膨胀起来的汉人实力派集团。制衡是维持满汉君臣关系稳定的手段，借重袁世凯集团来消弭与镇压其他汉人反叛清王朝才是慈禧太后的最终目的。应该说，在借重与防范袁世凯集团，维系高层团结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做得是成功的，袁世凯也是心服口服。可是，继慈禧太后之后执掌清朝政权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却因为成长于深宫大内和缺乏统治经验，一上台就将慈禧太后生前安排的高层满汉联盟关系彻底破坏。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条简单的道理：离开汉人官僚士绅与实力派的支持，特别是离开慈禧扶植起来的袁世凯集团的支持，在当时的形势下，满洲贵族是无法将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下去的。载沣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罢黜了权臣袁世凯，迫不及待地扫荡袁党，不仅极力避免中央大权落入汉人的手中，还要将咸同年间落入汉人督抚的军权、财权剥夺回来；不仅收取汉人官僚的权力，而且还要剥夺慈禧太后生前安排与倚重的铁良、端方等有一批颇具阅历、人望与实际能力的满人官僚的权力。他们认为集权皇室、集权中央、强化专制是维系统治的最好办法。可惜南辕北辙，在这种政策下，立宪派、地方督抚、袁世凯集团心灰意冷，最终在辛亥革命中相继站在了革命者的一方。载沣这种抛开满汉联盟、抛开慈禧太后的以汉制汉的政策、单纯采取以满制汉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啦。

客观地说，继李鸿章集团之后，袁世凯集团已经成为清王朝维系统治与镇压下层民众反抗的一个有效工具。袁世凯虽然在清末势力膨胀，但他并没有觊觎帝位的政治野心。1905年官制改革中他之所以极力建议设立责任内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即害怕有朝一日光绪皇帝会算昔日戊戌的旧账。1908年慈禧在病重时商议皇帝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见光绪皇帝复出无望，也就放下心来，主动提出“以醇王载沣长子溥仪如承大统”，并立即派袁克定将此事密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得到朱尔典的同意后，袁世凯又将朱尔典的态度转告载沣，以此示好载沣，希望他念其拥戴之功，能够和衷共济。慈禧太后在临终之时，也将载沣托付给袁世凯、张之洞、奕劻等人，顾“而泣曰：‘汝辈皆先皇老臣。今皇帝冲龄，虽有载沣摄政，亦唯汝辈匡辅是赖。’复泣顾载沣曰：‘汝应拜诸老臣，汝年幼，唯诸老臣之谋是用。’”[1]随后载沣、袁世凯伏地相互跪拜。如果载沣听从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不那么偏狭短视，不把事情做绝，或许袁世凯集团与满洲贵族之间的合作不至决裂。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那拉后当热河奔遁之余，委任汉大臣坐致中兴”，“其识力手腕均有不可及之处”；“所可恨者，嗣醇王不能听老人临终嘱托之言”，“三百年之帝位轻轻以一手断送之”。“使醇王摄政之初，稍有知识，懔然于天命已去，大局将危，遵先后之遗言，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夙夜犹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袭用国初忮克汉人之习，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与为雠，几以托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祸，虽张文襄、鹿文端诸臣极力保全，犹使罢职以去。殊不知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有太公鹰扬以为之师，故周公负扆，始延孺子之命，而乃自毁长城！”“国不自亡，谁能亡之？”[2]诚斯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