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3/14页）

根据现有的不太明确的数据估计，到1931年年底，上海各家银行直接持有南京国民政府1/2—2/3的债券，而这批债券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上海银行家协会下属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那里。由于他们实行连锁董事制度，因此这些债券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数几位最有权势的大亨手中。

在上海那种人人梦想一夜暴富的商业气候下，如此不正常的债券市场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疯狂的债券投机开始了。从气候的变化到关于宋氏家族内部争吵的流言都能影响债券的市场售价，这给那些银行和银行家们操纵市场谋取利润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这其中又以与子文有关的消息最为敏感，子文和蒋介石之间如果发生争吵，必将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关于政府内部运转是否正常，有谁能比其领导层，尤其是宋氏家族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

在一篇划时代的研究作品《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帕克斯·小科布尔指出：

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这场投机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的启兴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他的姐姐孔夫人以及财政部的另外两位官员创办。该公司与青帮大佬杜月笙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杜月笙本人则是上海股票交易所董事会成员，也是多家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杜月笙与孔家之间关系紧密，据说他还出面替孔家人操作债券交易……由于能够提前获知市场趋向的相关信息，又有大量资金做后盾，该公司的几个头头操纵市场，使之剧烈震荡，上海的交易所简直变成了一个战场。

也许这纯属一个无心之举，但子文已经把上海的银行家们引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他成功地把政府债券推销给了这些银行家，从而很不自然地把他们与南京国民政府绑在了一起。由于银行家的钱包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支持这个独裁政权存活下去。

蒋介石为此感到非常高兴。1931年9月，日本夺取满洲里，从而在中日之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到了年底，蒋介石把子文纳入了自己的亲信圈子。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就一直控制着满洲里。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到他在火车上被好战的日本军官炸死。日本政府耐心地等待着，看张作霖的儿子会跟他们合作，还是会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看到“少帅”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结盟，日军于1931年9月夺取了这片最富饶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继1895年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的朝鲜之后日本的新占领区，从而使日本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境内，在靠近北京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关于日本的这次入侵，国际联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复说将进行“调查”，美国也拒绝出面帮助调停。然而，看到蒋介石竟然不可思议地拒绝武力对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劝诫民众“保持克制”时，中国人民愤怒了。

上海的抗议者攻击在沪的日本商业机构，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委员长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流言，称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有一项“秘密交易”——也许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人支持蒋介石接管上海而达成了一项协议。流言声称，蒋介石不可能对日采取行动，否则日本人将公布秘密协议的内容。另外一则流言则指向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将军和蒋介石的首席政治顾问戴季陶。作为亲日派的首要人物，这两个人对委员长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说法颇为可疑。还有人私下谈论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家族的人与日本强大的企业联盟（卡特尔）之间有联系。这些企业联合控制着上海的工商业，而其中很多又与杜月笙有交集。之前我已经提到过，正是因为杨铨发现了传言中这项秘密协定所包含的某些卑鄙的内幕，才导致他最终被蓝衣社暗杀了。

每当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蒋介石就会发现此时运用太极拳的原理非常有效。看到侵犯者用力冲过来，防守的人抽身闪到一边，让来犯者的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却发现，国库已经空了，军方也不肯合作。委员长虽然已经辞职，但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孙科连一支枪也指挥不动。

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