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这篇小说发生的场景是1946年的阿富汗王国。书中的描述都是按照当时的情形，依据研究结果和人们的记忆尽量真实地进行记录。

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这十七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在这里附上一小段注解，补充说明最近事态进展如何可能会大有裨益。

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哪个国家经历过比阿富汗更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喀布尔现在已经有了铺好的道路（用了俄国人的钱）。坎大哈有了一座飞机场（美国人的钱）。喀布尔还有了一家对公众开放的很棒的面包房（俄国人开的）。很多城镇也有了不错的学校（美国人办的）。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到访这个国家，而在这前后，还有很多俄国领导人也访问了阿富汗。针对阿富汗问题，在这部小说之中提及过的、美苏之间的激烈斗争，直到现在仍然在持续，尚未分出胜负【17】。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俄国在一千七百英里没有防卫的北方边界与阿富汗毗邻接壤，而美国差不多在八千英里之外。

这部小说的一大主题就是新旧思维之间的斗争，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冲突耐人寻味。在1959年，女性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在公共场合抛弃罩袍。少数人做到了，但是很多人仍然选择袍子下面的隔离状态和安全感……或者更有可能，是她们的丈夫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然而要判断何去何从，应该参考1963年在邻国伊朗举行的，针对国民自由和放松毛拉管制问题的全民投票。伊朗的社会改革走在阿富汗前面，领先大约五十年，伊朗的投票结果是，支持现代化的与反对现代化的人，比例约为4000:1。不穿罩袍的年轻女性们在选举日冲上街头，恳求人们前去投票。保守的毛拉们认为这次投票活动标志着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终结，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部小说里，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莫西布・汗和纳兹鲁拉，还有土生土长的努尔・木哈姆德代表着生机勃勃的小伙子们，他们提高了自己祖国的行政管理水平。当然他们还远未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占据了先机，使胜利成为可能。

这部小说中描述的社会生活模式在过去的十七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在喀布尔有一座很好的旅馆、报纸、广播、可供西方人使用的公共电影院，商店代替了市场，还有几家餐馆。在坎大哈和马扎里沙里夫这样的城市中，公共设施也更为便利了，但是加兹尼城与书中的描写还是大致相同。

小说中描写过的公开处决已经不再是普遍现象了。读者可能会想要知道，我的确亲眼目睹了第一次处决，但不是在加兹尼城；至于第二次处决，我到达坎大哈的几天之前处决就已经发生过了，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把他所拍摄的几张照片交给我，并告诉我，他说服那位父亲从另一边弄，因为这样光线更好。阿富汗马球，正式的名称是卜滋卡西（马背叼羊），现在还盛行着，而且比我所描述的更野蛮，也更有趣。

纳兹鲁拉在1946年为大水坝做了不少工作，现在这座水坝——可称得上是亚细亚地区的奇迹之一——还有它所产生的电能正好是当地急需的。不幸的是，比斯特堡对面的那片等待灌溉的土地沉淀下来的盐分太多，无法用于农业耕种。赫尔曼德河工程的在这方面的失败教训，和那些德国人修建的桥梁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阿富汗人看着那座壮观的大坝，看着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看着那部分失败，问道，“干吗管这些？”我走过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一条道路，从那里看到了几座德国造的桥梁，跟我所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沙・汗和纳兹鲁拉的父亲所建造的阿富汗式桥梁则是在另一条路上。

说到科契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他们不能进入俄国。从中国来的商人再也不能带着货物穿越帕米尔高原了。至于古代印度西部的巴基斯坦人，则围绕普什图人的国籍归属问题和阿富汗陷入了争斗之中，使很多游牧民不得不止步于那条有争议的边境线。帐篷仍然是黑色的；女人们仍然无拘无束；长着大尾巴的绵羊仍然奇丑无比；骆驼们还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抵死反抗。

读者可能还想知道我是不是有资格写作这样一部小说。我第一次实地接触阿富汗是在1952年，那时我住在开伯尔山口，有机会在那片历史性的地区沿着阿富汗边境往南方和北方徒步行走了很多英里。正是在那时，我就坚定了访问阿富汗的决心。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相当深入地熟悉了几支科契人的游牧部落——我们管他们叫普文达人，因为我后来才听说科契这个名字——并下定决心，有一天我要写写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