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正派的安娜

我的一生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1947年生于慕尼黑，长于慕尼黑。在慕尼黑上学，就读护士学校。二十八岁结婚是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银行工作。他照料我们，我照料家庭，日子过得不错。

故事的这一部分也不复杂，或许可以概述如下：十三岁时，我发现父亲并不像母亲告诉我的那样，战争期间当兵打仗，相反，他在集中营任职。而母亲也不像她讲的那样，待在家里忧心忡忡，等待前线传来的丈夫的消息。不，父亲每晚回家，就像从办公室下班归来。然后，他坐在桌前，母亲已为她这位勤奋工作的丈夫准备好晚餐。他尽他的职责，她也尽她的职责。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59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不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对我父亲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发生后，我们家是怎样一幅情景。但也许，以你的历史背景，你是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当时，我父亲在警察局供职。战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样，也许还更快活些，我也说不清。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法西斯主义？纳粹？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从没有在我家中谈到过。

母亲过去告诉我：“战争时期，你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别人没有两样。”我不可以就此向父亲发问，因为这会让他心情烦躁，而我也从来没问起过他。为什么要问呢？战争？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确实，市内还有不少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和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它出自政府还是出自律师，我没有印象了。我始终没读过那封信。收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我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几天以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几乎一言不发。两人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母亲甚至两眼含泪。直到今天，我还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问任何问题。我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里，认定如果需要我知道什么，母亲会告诉我的。父亲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吓人的公文箱来家里。当时，只有一件事让我烦心，人们总是在起居室里碰头，而这样一来，我就看不成电视了。

那天晚上，我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安娜，你已经长大了，我需要和你谈谈。”我放下汤匙，望着她，听她讲话，却听不懂她在讲些什么。她似乎总是让我感到滑稽，甚至到今天回想起来，那一晚上还透着古怪，母亲像是第一次显得犹豫不决。她开始结巴、兴奋、歇斯底里，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时抽噎，经常插上这样几句话：“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父亲，你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们问，你的父母怎样向你讲述战时的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不管谁问你，你什么也不知道。”随后，她试图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关于诬告、举报，一些坏人想要从我们身边将父亲夺走。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既然我不习惯提问题，只有听从母亲的告诫，什么也不说。无论如何，我能说些什么呢？

母亲怕得要死，至少今天我是这样看的。她什么都怕，怕我，怕警察，怕审讯，怕邻居，当然也怕那些幸存者。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乱。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出现，和父亲坐着谈话。母亲通常待在厨房里，眼泪汪汪的，不时送上咖啡或啤酒。我根本没机会同父亲讲话。他不再去上班，整日待在家里，几乎一言不发。我躲着父亲，避免同他接触。尽管这看来很奇怪，但我慢慢开始疏远父亲和母亲。

这样过了整整一年，直到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我已经十三岁，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我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同父母吵架，虽然当时他们对我仍然很重要，例如拒绝穿母亲为我准备好的衣服，或者闹着同要好的女孩子一道游逛。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试图做这些事，他们想都不用想。

一天下午，是在暑假过后不久，父母亲比往日更紧张。母亲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终于等到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除了“对，对”之外，什么也没说，而每一个“对”字之后，她的声音也随之更加坚定。然后，她放下话筒，热泪盈眶地走到我面前，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没事了。他们不能再伤害你父亲。一切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