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

我在这里，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长的什么样？告诉我，你看出了什么？比如我们在超级市场的收款台前排队，碰巧遇上了，我转过身来，你看到了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我是不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天晓得！你说实话，凶手的孩子长什么样？你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或预先设定的概念，像我这样一类人，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怀上的，也许就在那时，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营里。或者没准儿是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下班之后。父亲回到家里，上了母亲的身，也许先吃过了晚餐。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人中要和你谈论这件事。但我总得从什么人开始吧。

实际上，你是第一个希望谈论这一切的人。或许这结果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们学校曾有几个老师愿意谈论此事，其中一个曾经是流亡者。他1938年随父母去往伦敦，1945年返回。据他所说，这是为了帮助德国重建。他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描述纳粹时代的恐怖。但最后，悲惨的却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他讲述这一切时，禁不住全身颤抖，不时转过身去抹眼泪。我们强忍着坐在那里，像礼拜日听弥撒。他给我们看的照片和影片、他讲的故事，都不过是学校里该学的东西。铃声一响，他走进教室，打开公文包，架好放映机，装上影片，影像就出现在屏幕上了。他拿书来读，给我们看照片。当时，我十四岁。时间一到，下课铃响了，我们涌出教室，吃三明治，准备上下一节课。几分钟后，我们又开始听数学教师大谈直线和曲线。

让我们伤脑筋的是数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那没有一点儿意义。

1948年，父亲被判刑十年。两年后，1950年，他获释了。他入狱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失踪根本没有感觉。他回来时，我五岁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现了。我们在家里，从没谈论过这一切。我父亲还活着，他将近九十岁了，高大、傲慢、白发苍苍。他的左手齐腕断掉，装了一只假手，带着黑手套。假手很不灵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谁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现了这只手。我不认为他是坏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很温和，体谅别人，也许过于温和了。

他经常对我说：“我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问我。”每次还不忘告诫我：“还要告诉你的孩子。这些再不应当发生了。”他让我来对未来负责，让我来保护孩子，不要重复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什么错误？所有这些历史的启示，这些故事，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斯特恩先生，我们那位从伦敦返回的教师，有一次请我父亲去学校，父亲答应了。那天早晨，他紧张极了。结果呢，从那以后，在我父亲的建议下，他们俩经常会面。父亲很愿意看到斯特恩先生，和他谈话。他在寻求谅解。至今我还是搞不清，他怎么会如此频繁、如此长时间地同斯特恩先生谈话。这位斯特恩先生毕竟是他的一个受害者啊。我长大些之后，他经常对我说：“我们至少希望赢得这一场战争。1943年，我们已经知道，对同盟国的战争必输无疑。但犹太人，他们必须去死。”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向我解释，非常镇静，从不大惊小怪，只想说服我。他颠来倒去地叙说那个故事，它听起来如此简单，顺理成章，甚至最残酷的细节也不例外，像是在讲述一次郊游。大多数时候，我坐下来听，一言不发，我自顾自地胡思乱想，或者瞧着他身后窗外的景色，想别的事情。他的语调舒缓单一，始终看着我，我常常觉得，我会这样听他说下去，直到永远。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

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70％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