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4　努力反思的维尔纳（第2/4页）

祖母或者坐在厨房里，或者坐在起居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那是一把已经磨破了的旧椅子，过去可能是绿色的，而现在椅面已经磨光，上面的几个裂缝用粗针大线缝着。祖母坐在那里，抽着烟，织着毛活。她总是在织，可我从未见她完成过一件毛衣或一双袜子。

因为他们俩都吸烟，所以房间里空气污浊。我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这时，祖父就会敲着桌子说：“好，好，我们的维尔纳，他想让我们长生不老。”

两位老人这里是我真正的家，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我先回自己家吃饭，因为祖母的饭做得太糟糕。把书包放下，就立刻跑去找祖父。他早已读完了上午的报纸，把他想和我讨论的消息剪了下来。

他对于当天重要新闻的评论一般都是这样的：“看看这个白痴，一看就知道他有多蠢。听听他说的那些废话。”他嘴里说着，一只手拿着那张剪报，另一只手嘭嘭地拍着桌子，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奚落这一类人，给自己取乐。他对我就像对成年人那样说话，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个孩子。祖父和我谈论大事，我感到自豪。

然后祖母就给我们俩端上小甜饼和咖啡。她从来想不到给我喝热巧克力，不给我喝咖啡。

祖父当然在政治上影响了我。所有父亲应该告诉我的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得知的。自然了，谈话往往涉及到纳粹，通常加上一些戏剧性的手势，没有理论说教。他谈话的方式很典型，他总是指着报上某人的照片，然后说：“看，维尔纳，这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家伙就是这个样子。不，不是他亲手杀的。老天保佑！他不是魔鬼，他是个高级军官。他签署文件，然后交给别的人。这些人看了文件，因为起草文件的用语简单明了，他们看得懂。然后这些人又命令别人去杀害另一些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任务。”

他常对我讲监狱里的生活，讲严刑拷打和每天的处决，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共结识了三十七个狱友，其中有二十四人被处决。

我年龄越大，提的问题就越多。我不是仅仅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说。有一次我自然而然地谈到父亲，我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父亲只是在祖父不在时才来看望他母亲。但那主要是父亲的原因，我从没听祖父说过一句批评父亲的话。恰恰相反，他平常总说像父亲这样能及时认识到自己与罪犯为伍的人极少，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这已毁了他，他今天成了一个绝望的人。

有关父亲的每件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听说的。他年轻时的热情，他对纳粹的狂热效忠，以及他对祖父的仇恨和轻蔑。

我十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和祖父坐着看报纸，他像往常一样谈着这个白痴、那个罪犯，以及另一个人危险的愚蠢行为——这都是他通常评论政客的话。我们又一次开始谈起父亲。祖父试着向我解释党卫军的作用，这时，祖母端着咖啡进来了。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由于手发抖而把杯子里的咖啡洒了一些，盘子里的小甜饼也有几块滑了出来。但这次，她没有回到安乐椅上坐下，而是继续站在我们面前，等着。祖父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搅着咖啡。

“说下去。”她说。祖父没说话。“你不能永远瞒着他。”祖父拿了几块小甜饼，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如果你不说，那我来说。”祖母坚持着，仍然站在那里，祖父继续吃着小甜饼。

“就是你的父亲，”她说，“他告发了你祖父，所以他蹲了三年监狱。”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谁告发了谁，为什么告发，为什么祖父因此要蹲监狱。我大概比和我同龄的孩子更了解纳粹，但我还是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那天下午是那么漫长。我直到很晚才回家。祖父告诉我，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祖父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传单，晚上往墙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信件。有一次，他把党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藏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他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