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骆湘浦：第三十四师主力团团长。他处事机警，曾获得日军要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的绝密情报，在指挥作战时也很果断，第三十四师的战果主要为他的部队所取得。

赵子立：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中央陆军大学第十四期。长期任薛岳的幕僚，参与制定前三次长沙会战计划，并因此曾受到薛岳的赏识，除升任参谋长外，还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王泽浚：号润泉，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他是王缵绪的第二个儿子。时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陈德邵：生于四川省酉阳县。时任第三九九团团长。他虽然是行伍出身，但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

方先觉：生于安徽省宿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建立功勋。长衡会战时任第十军军长。

河南会战只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攻击还在后面，而且重点就在长沙至衡阳一线，包括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内的一些人都已经看出了端倪，唯有薛岳本人不当回事。

从第九战区以往的经验来看，眼下确实不是一个打大仗的季节。

三次长沙会战，全是在秋冬之交。这是因为那时候稻子已经收割，水田干涸，湘北平原成了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隐蔽，毫无遮挡，更适合于步骑兵大踏步开进。

时值五月，水稻刚刚插过秧，幼苗尚未扎根。若从稻田通过，行军之难可想而知，所以说就算是打仗，也得隔好几个月才会展开。总而言之，从通常的规律来看，这绝对不是日军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段。

早在浙赣会战时，刘新甫推断日军不会在初夏时节进攻长沙，这是依据之一。当时薛岳倒是以为会爆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为此还做了准备，结果是虚惊一场。

狼来了的故事听久了，一定会让人神经麻痹，何况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两年，听者耳朵里都生老茧了。

狼的身影仍在不断出现，杨森很快也搜集到情报，证实武汉第十一军确实有所动作。

在湘鄂边境的蒲圻车站，谍报人员发现，日军正大量集中，铁路两旁，军火粮草堆积如山。同时第二十军侦察到，日军新近在前线增设了许多小型电台。

杨森把杨汉域及其他幕僚召集一处，经过研判，都认为日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进犯长沙的模样，因此不断将相关情报送往战区长官部。

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受托专门向薛岳面陈。薛岳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参谋长那样随便打发，便给杨汉域作了一番分析。

除了现在正是雨季，湖南的稻田、堰塘都蓄满了水，地形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外，薛岳的另一个依据是，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需同时用兵，兵力必然分散，而海空军力量又十分薄弱，无力南侵。

事实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依据。薛岳对日本人鱼死网破的决心还是雾里看花。他不知道，为了发起一号作战，日本动员兵力达到五十一万，在日本陆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日俄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奉天会战，那一战日军也是倾其所有，但与一号作战相比，兵员数量上仍是望尘莫及。

杨汉域前脚刚走，王陵基又派人送来情报，这次更为详尽具体。

第三十四师有一个骆湘浦团，负责守备赣鄂交界，与鄂南的日军相对峙。团长骆湘浦经常派员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他也侦知了鄂南日军征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真相，骆湘浦特地派谍报员乔装小贩，揣着他的亲笔信潜赴武昌，密访伪武昌县长刘立藩。

骆、刘同为日本士官生，骆是学长。王陵基在组建第三十集团军时，骆湘浦是总部军官大队大队长，刘立藩则是总部侍从副官，两人混得很熟。后来一起参加武汉会战，刘立藩请假到武汉去探亲，但直到武汉沦陷仍未销假，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回信中附上一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