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后时代

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二十九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二十九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引火烧身

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张自忠（左二）与宋哲元（左四）战而优则仕，都穿上了长袍马褂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二十九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二十九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