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代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垣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儿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国，自言“从政七年如咯血”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和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