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的另一面

就像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满，光步兵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两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成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十六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实至名归。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个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只是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自己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小诸葛（左）和李宗仁这对旧日君臣也有关系微妙的一面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