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方的信息

坎坷的路途，终于留在身后了。

确定精细的年代是困难的，人们只是记住：

12世纪前期，南戏形成；

13世纪前期，元杂剧形成。

这两种高级戏剧形态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戏剧的完全成熟。真正的戏剧时代，开始了。

中国戏剧新纪元的曙光，首先升起在地处东南的温州。乍一看，这简直是异军突起。温州并没有像汴京、临安那样大的瓦舍、勾栏，更没有类似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那样的资料记述过它的戏剧活动情况。如果说，自汉以后，我们对北方的戏剧发展情况只能勾勒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虚线，那么，对南方的戏事就更加茫然不知了。后代的戏剧史家在收罗宋金戏剧向元杂剧突变的信息时，他们的目光长久地盘桓在华北都城，然后追索着朝廷南渡的路途，移向临安。但是，刚移到临安，却受到了干扰，因为在更南的方位，有更早的光亮吸引了他们的视线。而当他们急切地去探求这道光亮的由来时，似乎已为时过迟，没有太多的踪迹可供梳理的了。

明人曾对南方这种戏剧的形成期作过简单的考索。祝允明(1460—1526)《猥谈》称：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称：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应是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

宋光宗朝(1190—1194)既已出现了像《赵贞女》、《王魁》这样成熟的剧目，显然不会是南戏的起始之年。估计应如祝允明所说，它大体形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南渡之际(1127)，或者更早一些。

说南戏渊源于“里巷歌谣”而致使“士夫罕有留意者”，是可信的。大体是，村坊小曲、讲唱艺术，加上宋杂剧的影响，铸合成一种演剧方式，先在乡民集资举办的“社火”（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社火活动的兴盛是南方农村经济繁荣的表征，在宋代，浙江、福建、苏南等地都有过盛大热烈的社火活动。）活动中一次次呈现，然后被吸收到温州等城镇，受到由下层文士和艺人组成的书会的加工处理，并开始演出“书会才人”所编撰的剧本。南宋时温州的九山书会，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民间艺术机构。这时所演出的戏剧，就是在历史上留下响亮名字的南戏（或称戏文）了。

南戏先在近处蔓延，然后来到离温州并不太远的都城临安（杭州），在瓦舍、勾栏中谋取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剧种。但是，它的生命史中的关键阶段，还应该算是在温州度过的。

宋代的温州，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市民众多，风气开通，构成了戏剧成熟的客观条件。戏剧史家钱南扬(1899—1986)说：

温州与海外通商，至迟也应在北宋中叶。温州既是通商口岸，自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由于他们对文化的需要，当地的村坊小戏即被吸收到城市中来。这种又新鲜又有生气的剧种——戏文，大为市民所欢迎，便在城市中迅速的成长起来。（钱南扬：《戏文概论·引论第一》。）

南戏戏文很快从温州推向浙江的其他地区。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与紧邻朝廷的都市不同，这些地区的商市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自发的状态之中，市民生活更加灵活、散漫，艺术形态更富民间色彩，而这一切又都不大可能被记载下来。尤其是当时活跃在南方的程朱理学不喜欢民间戏剧活动，设置过一些障碍。（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温柔敦厚”中曾有提及，朱熹于绍熙元年漳州知事任内，约束当地演戏。史料见《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朱熹的学生陈淳曾上书傅寺丞，言及禁戏事（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三）。）这些障碍当然无法阻止一门新兴艺术的产生，却有效地遮掩了不少当地文人投向南戏的目光。徐渭说南戏“语多尘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徐渭：《南词叙录》。）是合乎实情的。因此，南戏只能悄悄生长，当人们不能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个“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