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之死十三
马克思说,资本家为了30% 的利润,可以铤而走险。所以商人脑子灵,属于不安分阶层,在法家盛行的秦国,遭到长期压制(法家的中心思想就是君权强化)。但是在齐国这里,商人得到人们艳羡,这是从前商人出身的管仲(就是诸葛亮所自比的)所定下的传统。
齐国有个想得到金子的人,到农贸市场卖金子的人(鬻金者)那里,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市长”(农贸市场的)把他抓起来,问他:“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是齐国人拜金的写照,也证明了黄金放在市场里待售,可以与一般青铜货币兑换,攒足了金子可以回家去保值,或者购买值钱的什么大物件。(以前,本坛一位网友论认为当时的“金”不是黄金,是青铜。非也!我想,齐国的这哥们不会跑到农贸市场来是抓青铜吧,那还不如直接去卖农具的摊儿上抓把青铜铲子。)
苏秦刚到齐国的时候,也向齐泯王赞扬说:“临淄富裕殷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赌博踏鞠。临淄大街,车轴互击(堵车),人肩互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而扬。”一派商业繁荣城市的奢靡自在景象,和西部咸阳秦国人艰苦朴素、节制娱乐的农经社会,相映成趣。
(顺便说一句,“踏鞠”就是踢球,国际足联的“布拉特”,因此认定:“足球发源于中国”。倘如此,固然可以以手加额、奔走相庆了。不过鲁迅又说:“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那又要气沮了。)
不管怎么样,临淄城作为东方大都会,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接近北京西城区面积),代表了齐国商业的兴盛发达,如果未来是“齐始皇”统一中国,那中国可能走上一条农商并重的路子,而不是大秦朝的重农抑商。
可惜的是,我们齐国这位唯一有资格能当“齐始皇”的人,如今正在像一张给风兜着的废纸,惶惶地出逃在路上。他就是齐泯王,一贯好大喜功,如今如丧家之犬。
在齐泯王的身后,乐毅已经攻占了临淄,尽取“齐宝”,所谓齐宝,就是国家级收藏的奇珍异宝、财物祭器,尽输送于燕国。然后烧毁齐国宫室、宗庙(宫室是齐泯王家族住的,宗庙则是姜子牙或田氏齐王祖先在天上住的)。乐毅是通过焚烧齐国临淄的西门——雍门而攻进来的,这也是攻城最常见的手段。临淄这个歌舞升平七百多年的大都会,哪里见过这样的兵戈,就拿这个雍门来说,它是一个著名民俗娱乐场所,春秋时代著名女歌星“韩娥”就曾在此门下办演唱会,表演歌技,余音三日不绝。诸种史料证明,乐毅在临淄犯下烧杀抢劫之大罪,连他在自己著名的《报燕王书》中也承认:珠玉财宝车甲珍藏尽收入于燕,连大吕这种体积庞大的钟,也搬到了燕国宫台上,真是巨细靡遗。这位诸葛亮所第二自比的人,成为诸葛亮第一自比的管仲的罪人。
国破财亡的剧痛折磨着齐泯王,他身边的人陪着他向中原北部的卫国逃避,同时感受到了齐泯王的更年期症状,由于情绪大起大落而急遽显著。
中原北部的卫国是个不争气的国家,地点在河南濮阳,从战国初年起,就沦为魏国的附庸国。卫国国君采取夜郎自小的策略,把自己从公爵贬为侯爵,又进一步贬称为君(类似武安君、孟尝君这类封君了)。这种“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自残做法,确实保证了卫国国脉的长久,据说后来比秦始皇的命挺得还长。
随着魏国在战国初年首强地位的沦丧,卫国失去依靠,基本成了中立国,像瑞士那样,它的士兵都是骑着自行车打仗。
齐泯王带着和自己一起逃跑的老母,来到了卫国,心中已极端气恼。就像一个输光了裤子的赌徒,回到家以后要打老婆一样,齐泯王也没有放弃拿卫国国君撒气的机会。好在卫君装孬种有经验,把自己的宫殿腾出来给齐泯王住,端着餐具给齐泯王上菜,口中自称“臣”,生怕触彼之怒。齐泯王哼哼了半天,压住了怒火。
不过卫君底下的人翻脸了,骑着自行车把齐泯王轰出了濮阳,打跑了。齐泯王无奈,跑到山东南部的鲁国和邹国。这俩都是礼仪之邦,齐泯王所以对他们也没客气,面露骄色。鲁国国君正趁着齐国新败,在拼命抢齐国地盘,已经占了孟尝君从前的封邑薛城,怕齐泯王怪罪,闭门不让齐泯王进来。邹国也是一样(孟子的老家),虽然孟子曾经伏侍过齐泯王的老爹齐宣王,但邹人一样挂起了“齐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