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下的老鼠

专案组本来以为办的是一件渎职案，清理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根本就是一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大案。除了违反规定在钱庄超额存款外，借着修筑铁路发财的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

1910年8月18日，广东人最爱的发财吉日，身在上海的广州市前市长（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发的迹象。上海其实并不热，因坐江面海，其实比重庆、成都要凉爽许多，但施典章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且是麻辣热锅上的。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昨天，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此时距正元钱庄在股灾中倒闭还不到一个月。

上海毕竟是大清国开放的最前沿，地方当局面对股灾这类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而且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其反应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预料。

市长下海

施市长早已不是市长了，还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和厅局级干部的级别，官场商场应酬时人们还称呼他为“府台”。

如今他是施总，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五年前（1905年），当他带着干部身份这一救生圈下海时，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政府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文件——圣旨。川路公司已经在两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施总成了众多兼跨官场、商场的“两栖干部”之一，头上帽子红灿灿，保障着退路，而腰里钱包则是鼓囊囊的，代表着一个弄潮儿在清朝新政中的巨大收获。

施典章并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参加工作以来，在官场中辗转迁徙，他也就先后混了个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当年的琼州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有点门路的干部都不想去这样的地方“大有作为”。施典章扎根天涯海角几年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终于熬到了广州知府，一跃进入大清国搞“洋务”的一线干部行列。广州此时虽被上海压了一头，但好歹也还是繁华所在，这令籍贯四川泸州的施典章成为川籍干部中少数号称懂些洋务、懂些经济的人物之一。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在四川宜昌举行开工典礼。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施典章等一批弄潮儿获得巨大收获。

施典章这个官当得很平淡，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唯一能被算上轶事的，大概是后来的北师大校长、广东新会人陈垣在参加广州府试时曾受到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施典章的刁难。施典章在陈垣的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陈垣因此被排除出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陈垣后来回忆此事，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开了眼界的施典章，盘点了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个厅局级，凭自己有限的才干和更为有限的人脉，要继续走“红道”的话，前景实在暗淡。正好当时有个机遇，国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投资事务。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着抓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级别也够。经过一番运作，在川路公司总经理（总理）乔树枬的引荐下，他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终于下海经商。

乔树枬也是四川人，当时还兼着教育部部长助理（学部左丞），主要还是在北京为公司打点高层公关。乔树枬外号“乔壳子”，相当聪明，曾做过司法部司长（刑部郎中），在高官多如牛毛的北京城里是一名很普通的干部。“乔壳子”能力很强，当刑部郎中时分管的工作就是“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这是个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结交了不少高层领导。当中央政府决心开设川路公司时，他就成为该公司的首任“总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办”的旗帜，需要在领导层中安排民众的代表，乔树枬就因此下海，却带着“救生圈”：他并没有从学部辞职，而是兼跨做官及经商两头，这也是当时大清国官员下海的通例。

老乔因为很听领导的话，善于揣摩领导意图深受赏识，实际上是川路公司的头号人物。而川路改为商办后，由上级任命“总理”的方式并没改变，并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机构，任命了三处的“总理”；老乔便被任命为驻京“总理”，继续负责打点高层公关，权力还是基本握在他的手中，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这令老乔在随后的川路风波中成为知名人物，并在辛亥革命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