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还是夺取

为什么要革命？这是任何一个革命追随者都需要问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现实判断，一种理性选择，它是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基础。任何一个挑起革命的人都必须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它涉及到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当权者这一角度看，从既定价值观念看，革命就是叛乱，就是非法的。革命者要革命，必须完成对既定价值观的否定，为自己的革命行为辩护。正如193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430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世界无产阶级推崇？就是因为它完了对自身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辩护。

夏启夺权，靠的是实力的较量，胜者为王，不需要做理论上的论证。

而商汤要造反，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了，历史上著名的《汤誓》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告诉人们汤造反的理由：“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431总结起来，两条道理，一是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二是民怨沸腾，甚至都愿意与夏桀一起去死。

“尚鬼”“尊神”的商朝以“天命”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统治，无论商纣多么罪恶滔天，但是他认为“吾有民有命”，武王要伐纣，也必须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否定商之“命”，于是武王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给出了他革命的理由，联系《泰誓》和《牧誓》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理论逻辑：

第一步，“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32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民意（欲）即天意。把“民”和“天”联系起来，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

第二步，“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433。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被上天选择，做人民的父母，为伐纣打好铺垫。

第三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434历数了商纣王的在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

第四步，“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435。就是说，因为商纣的种种罪恶，无德配天，所以“上帝”生气了，要我姬发讨伐他，如果我不讨代他，那才是逆了天意。

武王伐纣，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仇还是国恨，是民意还是天意？这是一个在现实中难以分得清的答案，周朝的统治者把这所有的原因都糅合到了一起，寓家于国，寓民于天，完成了家国民天的一体化。从此，“家”与“国”，“民”与“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难割难分。

由于商朝统治者这种“以德配天”的理论开创，使得它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永久契约，历代统治者都必须“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并且通过“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任何一个造反者都会以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揭竿而起。

客观分析，民与君的利益是统一的，无法分割，任何把这两者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对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损害，所以历代圣君贤相都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他们看来“德”与“得”是相通的，“德”是“得”的手段，“得”是“德”的结果，任何忽略这一点的统治者，都是在使这个王朝走向没落。

“德得相通”的价值理念，从周以后就逐渐深入人心了，无论是圣君贤相，还是凡夫俗子，基本都知道孟子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36

受过多年教育的孙中山更知道道德对于政权的重要意义，个人品德上没什么不良记录的孙中山对于道德格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