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抬高一点

1872年，美国公理会派了一个27岁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此人名叫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取了个中文名叫明恩溥。史密斯1926年才返回美国，在华生活整整五十四年，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热爱中国。1906年，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建立都有他的功劳。

作为一个中国通，明恩溥一生有十多部著作都是关于中国的，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是轰动一时，并对后世有着较大影响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明恩溥归纳了中国人的二十多种性格特征，其中第15、16、17、18章分别叫“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和“知足常乐”534，在这里，他着重写了中国人性格中忍与韧的特质，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至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

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个开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

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么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裂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

史密斯的观察是细致而深刻的，在中国文化中，“忍”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而且能转化为成圣为王之道，无论是个人成败还是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

在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忍”不仅被认同，而且内化成人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正因为此，有人将中国的“忍”文化与欧洲的“罪”文化相并提。

1306年，在蒙古人统治中国已经三十多年的时候，杭州人吴亮汇集历代名人有关“忍”的言论和历史上的人物、事例汇编成一部书，叫《忍经》。无独有偶，1310年，又有一个叫许名奎的人写成了《劝忍百箴》四卷，成为中国古代“忍学”的两大系统著述。

中国人讲忍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手段层面，是为忍术。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535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增广贤文》讲，“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也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当人们在对别人进行教育时，也大多是从手段这一层面上讲的。“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审时度势，忍而后得，它要求人们因更大的图谋而暂时放弃，这方面的经典故事很多：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于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张良圯上取履终有封侯之荣；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忍”不仅是一种自利的手段，还是一种惩罚的手段，最经典的论据就是“寒山问拾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