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盛世修书

历朝历代对于修书工作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古代整编图书包括两项巨大的工程，一是搜集、整理、抄写部分现存图书，二是把国内知名学者召集到京城，为他们创造条件，让这些人集中力量和时间著书立说，传世后代。

李隆基在位时的开元、天宝时代，多种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在修书方面同样不甘落后，这个时期唐朝因为立国已经百余年，在经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专家学者，已经问世了很多著作，这些人的作品固然盛唐的标志，但让李隆基感到遗憾的是，当中国的历史行进到他的时代时，居然没有一部完整的行政法典。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同时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李隆基决定在他的盛世时代完成制定一部行政法典的愿望。

开元十年（722年），李隆基下诏将编修行政法典的任务交给了起居舍人陆坚，并下令让丽正书院统筹协调这件事。在此之前李隆基亲自撰写了大致的计划，将法典确定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事典等六条，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行政法典《大唐六典》名称的由来。

开元十三年（725年），丽正书院改名为集贤院，李隆基有感于陆坚的编修工作十分迟缓，便让时任宰相的张说充实进丽正书院统筹编修《大唐六典》事宜，学士徐坚取代陆坚，受命负责主持编修法典的具体工作，当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徐坚的工作依然进展缓慢，一直到开元十七年（729年）这部法典的编修工作居然进入了停滞阶段。

前后七年的时间，这部法典居然难产，这让李隆基很是郁闷，可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陆坚还是徐坚，其修书态度不可谓不端正，其工作态度不可谓不努力，事实上造成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前代没有参照的摹本。

李隆基虽然制订了总体的计划，但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确定，对于其中究竟依照什么礼法来制定，丽正书院参与编修的人之间产生了很多分歧。

七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这个任务又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始终不能进行有效的统一，才是造成这部法典难产的根本原因。

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其实是件好事，修书这件事儿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前代没有任何参考，那么每个人的想法就都有道理，关键是怎样统一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七年来编修人员固然有责任，但身为皇帝的李隆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直到开元十七年萧嵩进入集贤院，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时萧嵩在经过了认真的调研后，果断的向李隆基提出了按照《周礼》六官的职务进行编排，所负责的事务实际归于当前的官职，这个建议对于李隆基而言恰似“一语点醒梦中人”，李隆基立即同意萧嵩的提出的建议，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大唐六典》的编修工作方才进入正规。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部法典将会很快问世的时候，谁也想不到它会将走过十年的风雨历程。

从开元十七年（729年）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大唐六典》的编修工作始终紧张的进行着，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张说执掌集贤院时，这部法典的编写工作方才完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林甫执掌集贤院时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和补注，开元二十六年最终定稿，转年进呈李隆基。

一部历经十多年风雨沧桑的法典，其间凝固着诸多人的心血，接下来我就来看看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所包含的内容。

《大唐六典》的内容首列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然后是吏、户、礼、兵、邢、工六部，以对应周代官职制度。以下则按照唐朝现行令式与帝国整个组织编制，依次列有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五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中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三监；以及诸卫、太子东宫官署；最后为三府、都护、州县等地方行政组织极其官员配置。

整部法典将近30万字，正文记述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机构、官员编制及职权范围等，层次分明、眉目清晰，便于检索。注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或记其官职沿革，或补充具体说明，或附录当代诏敕文诰，均属第一手的文献材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令文的依据多取之于开元七年的律令。

《大唐六典》是研究唐朝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收藏了不少重要的诏令，这些诏令记载了很多重要的社会史料，在我看来其价值远超过这部法典编修的最初目的，尤其是有关屯田、赋税及地方风俗人情的记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史的第一手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