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军攻破汴京外城的时间，是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宋廷又一个严重的决策错误所造成的。

李纲不在，朝廷缺乏一个指挥若定的守城主帅，三省六部的大员们面对金军的一再强攻，恐慌也一再加剧，心照不宣地都产生了一种恐怕是撑不下去了的预感。为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朝廷曾派殿帅王宗楚及都巡检范琼两度出击，结果都是大败而回，这便更使赵桓和宰执们沉不住气，皆以为若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城破乃是早晚的事。

实则并未必然。这次汴京被宗望、宗翰两路大军合围，看起来是四面受敌，其实主要压力只在东南。汴京的城池规模宏大，金军仅有十万兵力，欲全面展开强攻是办不到的。上次宗望从西北攻城，感到不好打，所以金军这次把突破重点放在了东南，由宗望负责攻东壁，宗翰负责攻南壁，而对西北两壁则只围不攻。

饶是这样，他们的兵力也不富裕，并且军中还有隐患。经过长途征战，抵达汴京时，作为金军主力的女真兵，东西两路加起来总共剩三万余人，余者则俱是渤海、契丹、党项乃至汉人等杂牌了。打硬仗不能不动用女真兵，但如果女真兵伤之过甚，致使其在兵员中的比例再度下降，部队内部便有失控或者分裂之险。

而且，金军出征不惯于大量携带辎重，一应军需主要依靠就地解决，并无可靠的后方供给。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后勤保障便很成问题。

这些实际困难，决定了金军同样也是打不起持久战的。围困汴京将近一个月，他们已成强弩之末，再拖下去，也是要步履艰难险象环生了。但对金军的这种困境，宋朝的决策者们却俱无洞察之能。

完颜希尹恐金军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提议众金将就下一步的行动策略开了一个碰头会。在会上，金将们经过一番争论，都承认不考虑退路一味蛮干十分危险，最终乃做出决定：再尽最大努力攻城十日，能拿下汴京更好，若再攻城不下，即与宋廷休战议和，索取赔款引军北还。

宋朝之存亡，就看能不能顶过这十天。如果这个底牌被宋廷摸到，就是动员全城老少尽皆上城玩儿命，死活也得把这十天苦撑下来。然而这是金军的最高机密，除了与会者外，旁人概莫可知。但宋朝的决策者若是头脑清醒，善于察辨，即使得不到这个情报，亦应能大致估摸出金军还有多大后劲。

退一步说，即使不敢奢望金军在短期内撤军，如果信心坚定，战术得当，斗志顽强，以汴京的物资储备和壮丁数量，再坚守三五个月亦是大有可能，区区十天就更不消说。八百多年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时宋朝便正是处在这种关头。只要它再稍加坚持，转机便会自动出现。

遗憾的是，值此关键时刻，它没能咬紧牙关挺住。

就在金将业已议定休战日期的稍后几个时辰，情急无智的宋廷也做出了一个决策：动用六甲神兵退敌。正是这个至为荒唐的决策，使大宋王朝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打开了覆亡之门。

这一天是闰十一月二十四日。

众金将虽然做了休战的思想准备，内心里却皆不甘功亏一篑。议定十日战期之限，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求胜欲望。会后他们便各自急回本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督师奋勇攻坚。所以二十四日的攻守大战，便打得是空前地惨烈。

宗翰亲自督战宣化门，严令各部有进无退，畏缩不前者立斩。金军将士全似发了疯的野兽，舍生忘死向前猛冲。他们冒着矢石直逼城根，竖起火梯点燃了城门两侧的敌楼。随后大量的金兵便沿着云梯攀缘而上，曾一度占领了部分城头阵地。与此同时，东壁战场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险情。

宋军在张叔夜、姚友仲、吴革、陈克礼、何庆言等将领的指挥下艰苦鏖战，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方将各处失守的阵地夺回。

面对着金军这穷凶极恶的最后疯狂，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傅心里大为发毛，急赴都堂议之于何栗，说看起来金军有发动全线总攻的迹象。

何栗已从各处的军情急报中得知今日金军的攻势非比往常，心下亦万分紧张。他与孙傅紧急交换过意见，便匆匆忙忙地约了其他宰执一同去面圣。

如果这时他们拿出的对策，是迅速调动后备兵员充实城防力量，动员全城军民同心协力固守死战，金军能否一鼓作气攻破汴京，那还大不一定。可惜在此刻，他们心目中赖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不是蕴蓄于百万汴京军民中的巨大战斗潜力，而是那支并未经过任何实战检验的神乎其神的六甲神兵，由此便大错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