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终卷） 定鼎 第四章 江宁风潮（四）（第2/2页）

高宗庭说道：“周广南就在江夏，是不是经江夏时召他问策？”

“不了，他许是要去潭州去，不用他留在江夏等我。”林缚又摇头道：“淮东钱庄已经过于强大了，大而难制，这话便是在宋公面前，我也是如此说。户部不是办了一个钱庄还半死不活吗？这次真要论功行赏，应由户部钱庄来操办……”

高宗庭微微一怔，转念也明白过来此乃制衡之道。

虽说淮东钱庄此时集中了林氏、宋氏、陈氏等东阳乡党及海商集团的利益，本金总数累积高达近两千万两银，约计是此时户部岁入的两倍，已然是庞然大数，但目前林缚声望一时无两，淮东钱庄也可以说是林缚一手缔造，还谈不上难以约束。

但凡事预则立，不豫则废，也恰恰是林缚此时声望无人能及，故而能够力排众议再兴一家钱庄来跟淮东钱庄相互制衡。淮东钱庄背后的东阳乡党，海商集团的利益代表，甚至宋氏的代表宋浮，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而再立的钱庄背后，将站着淮东整个功勋集团，将来自然也就有能力与淮东钱庄分庭抗礼、相互制衡，不叫淮东钱庄一家独大。

高宗庭觉得此策甚好，但也不好说，总不能叫宋浮等人认为这是他出的歪点子。高宗庭知道宋浮等人对林缚无可奈何，但要是挤兑起他来，还是会有手段的，所幸这时还有宋浮之女在场，不然还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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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庭退出来，自然是找宋浮、曹子昂、孙敬堂三人商议此事。

到后期，南阳、襄阳的工造之事尤重，孙敬堂便从黄州赶来樊城专司工造，他还将拖在林缚他们之后再有机会回江宁去。

荆襄局面大定，淮山以北的形势也稳定下来，曹子昂也无需再在随州坐镇，便来樊城与林缚汇合再回江宁去。

此时在樊城，也唯有宋浮、高宗庭、孙敬堂、曹子昂四人最为核心。除此之外，在樊城的文吏还有唐希泰、孙文轩等人，其他像敖沧海、赵虎等将领倒不怎么热衷于政事。

孙敬堂河帮出身，早年地位低微，但毕竟与其兄掌握有两三千人规模的西河会行漕，日子倒不清寒，即使西河会分崩离析之后，孙家还是有很多产业从江宁转移出来，融入淮东之中。他此时更重视获得稳定的政治地位，能封爵最好，对行赏倒不看重。

曹子昂这些年来吃过这么多苦，心志乃坚，封功赏爵倒不急于一时，甚至认为此时大行封赏之事，对治军不利。不过，将赏功之田折入钱庄，以钱庄股数赏入将领名下，不会对军队一下子就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也就没有特别的意见。

倘若淮东军制军级将领论功应赏千亩永业田或食邑百户，折算本金两千元入股钱庄，每年依股数领取红利数十元或百十元便是，而不用去操心田亩经营之事，也没有跟地方争利的纷争，甚至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给有功之将臣增加薪俸。

宋浮想的要比曹子昂复杂一些。

林缚以赏功之田折入钱庄计为股数算筹分赏有功将臣，在宋浮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不会因为封赏下去的特权田地而害地方政事，也不会对中枢岁入造成损害。

不过另立钱庄操办此事，要没有宋佳在场，宋浮指不定真就怀疑是高宗庭在背后出的馊点子，但明确是林缚所提议，宋浮也就没有太多的意见。

淮东钱庄此时几乎是以鲸吞之势，往江浙闽赣及两湖、广南渗透，只要认真去研究淮东这几年来的崛起，便能知道淮东钱庄真正的潜在实力有多庞大。另立钱庄以分淮东钱庄之势，自然不合站在淮东钱庄背后的东阳乡党，海商集团以及林、宋、陈等家的利益，但相比较利益的减少，在宋浮等有识之人看来，眼下更重要的是确保能立新朝以代元越——这才是诸家根本利益之所在。

宋浮也猜测林缚是担心以后淮东钱庄势大难制，会影响到新帝国的皇权，故而预下先手以制衡之。

当然，比起林缚明面上的手段，至少不用担心以后会被“狡兔死，走狗烹”。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又所谓“利若独占，必遭分食”……

想及这点，深谙自保之道的宋浮更知道应该促成新的钱庄来分淮东钱庄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