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终卷） 定鼎 第三十二章 放逐（第3/4页）

实际上，早年测星术也是因为与“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相违，才给为圣人立言的儒学正统斥为异端邪说而遭禁止。只是测星术在航海上，比罗盘还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间偷偷的传下来。淮东能纵横东海之上，还得益于测星术的推广。要没有这个后世被称为等纬航法的技术手段，淮东就没有办法实行崇州与济州岛之间的直航。

赵舒翰毕竟跟传统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淮东测星术的完善，还有他的功劳在内，对“日食时差”现象会推演出“日心说”，差不多在宴席之间与宋石宪简单的交流之间，就彻底点透。

其实除了日食时差之外，近千年以来，在天文历法上有极深造诣的大家，对星相的实际观察，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违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说”来解释。这些观察记录，没能列入儒学主流，而是在文人笔记里陆陆续续地记载下来。

赵舒翰花十年之功，编写《匠典》，差不多将半辈子读过的杂学书册，都系统底梳理过一遍，几乎是当世读书最多之人，对种种异端邪都认真细致地推敲过。可以说，主流儒家所传的圣人之说，早就在他的心里支离破碎了。只是限于传统的势力额外庞大，赵舒翰不敢去追根问底，也没有能力发出冲击力极强的异端声音。

这次的测日，是林缚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学旧说。

有掌握天下军政，背后又有四十万精锐兵马支撑的林缚的支持，儒学旧说的传统势力影响再深，再庞大，至少在明面上，赵舒翰他们讨论颠覆性的新说，也不用担心会受到公开的迫害。

赵舒翰与宋石宪都是杂学上的大宗师，以往囿于政见，绝少交流，这时能有机会在济州同席而宴，谈起来二人都擅长的天文星历来，自然是趣味想投。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是越谈越深，很快就将陈恩泽、马一功、张玉伯一干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会。

陈恩泽、张玉伯还好，毕竟对天文历法有所涉及，能勉强听得懂宋石宪与赵舒翰所谈内容。马一功及藩闻叔、罗文虎等将领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员，则听得如坠云雾之中。

只不过，宋石宪是林缚亲点列为崇学馆大学士的人物。

崇学馆大学士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缚也自领崇学馆大学士，就是要将崇学馆大学士的名誉，抬到叫别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强化杂学在世俗中的地位。

宋石宪虽说实权远不及都指挥使、都督一级的军政将臣们，但马一功、陈恩泽等人，还真就不能对宋石宪马虎了，即使听得再枯燥，还得耐着性子坐着。要是给扣一个不尊重杂学大宗师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给调到哪个旮旯去牧马了。

倒是张玉伯放得开，与赵舒翰、宋石宪笑道：“你们谈得入迷，这酒便冷了……”

宋石宪在江宁，有一些能与他对话的准宗师级人物，这次带了一大群人来海东观察日食，但这些匠师学识都及不上他，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倾心交谈的人，逮到赵舒翰也是算是难得谈一个痛快。

听着张玉伯闹意见，宋石宪说道：“你们喝酒，不用理会我们。”想着旁人也听不懂他与赵舒翰所谈的天文历法，拉赵舒翰起来，说道：“走，我们另找地方谈去，莫影响他们吃酒……”便将一干人等丢下不理。

马一功等人对宋石宪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偏偏林缚将他视作宝。当然，宋石宪的不通人情在淮东内部也是出了名的，众人自然不予理会，将宴席很快进行下去。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三人宴后都寻不见赵舒翰，便先回住处去。

在马车上，藩季良压不住心间的疑惑，问张玉伯：“崇国公这次声势浩大的观测日食，意在推翻‘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之说，以立新学，但随之也将从根本之上动摇‘承天命’之说……崇国公意欲何为啊？”

藩季良在席间没有吭声，旁人只当他听不明白宋石宪与赵舒翰的谈话，但藩季良能给前相陈西言倚重，礼聘为幕僚，又岂是平庸之辈？林缚当下所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为废元自立做准备，但既然林缚要登基为帝，开创新帝国，怎么会去动摇天命之说的根本？

为圣人立言的儒学能彻底成为主流，实际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以“承天命”为核心，为帝权天命所授创造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便是朝国更替，确立国号，也是要依从“五行之德，彼此相克”的理论，这自然也是“帝王之术”的根本。

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自然不会相信“承天命”的说法，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辈，更是怀着“帝王将相，焉有种乎”的叛逆思想。但要帝权巩固，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罗大众信服的理论。儒家后奉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但实际将四书五经里与天命之说相违的一些内容彻底删改。而杂学匠术不得兴起，其根本也就在此。杂学匠术兴起之后，必然会对传统的“帝权天授，承天命”之说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先人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