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塞维鲁病逝 卡拉卡拉的暴政 马克里努斯篡位 埃拉伽巴路斯的愚行 亚历山大·塞维鲁的美德 军队纵兵殃民 罗马帝国的财政和税务(208—235 A.D.)

一、塞维鲁的帝位传承与崩逝(208—211 A.D.)

人之能臻于伟大境界，务必心存积极进取的精神，运用天赋能力克服艰难险阻；但是获得帝王的宝座，并不一定能永远满足个人的抱负。塞维鲁承认此一令人遗憾的真理，并且深以为憾。他凭借着功勋和机运，能从籍籍无名而身居帝王之尊，最后还自谦于“历尽世事沧桑之人，毫无功成名就之心”。他所烦恼的事并非创业而是守成，年纪和病痛的折磨，使他满足于既有的权力，不再追求更大成就。因而，他已不寄望于自己未来的雄心壮志，唯一的希求是发挥父爱的仁慈之心，渴望家族和睦兴旺，永葆盛名。

塞维鲁就像大多数的阿非利加人一样，非常喜爱研究巫术和占卜，能够详尽解说各种梦境和预兆，而且精通星象和子平之学[277]。除了当前因科学昌明影响力衰弱外，几乎在过去每个时代，这些命理都能发挥支配人类心灵的作用。他在任职里昂尼斯高卢总督时不幸丧偶，续弦时就挑能够给他带来好运的女子。等他知道在叙利亚的埃米萨有个年轻淑女，生下来就有“金枝玉叶”之命，便赶紧前往求婚得以结成连理。[278]朱丽亚·多姆娜确实如星象推断般贵不可言，天生丽质不因年华老去而稍减魅力，何况还有丰富的想象力、坚定的意志力和正确的判断力，这种才华在妇女中如凤毛麟角。她具有和善乐观的气质，对于丈夫阴沉猜忌的性格，倒是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但等到儿子登基后，她亲自处理帝国重大事务，用审慎的态度支持皇帝行使权力，也采用温和手段来规劝他那狂放的奢华生活。朱丽亚致力于文学和哲学，且颇有成就，带来相当大的名望，同时也是各种艺术的赞助人，成为当代才智之士的朋友。文人雅客满怀感激而赞赏不绝，无不称誉她的懿德洁行；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所记载的绯闻，则朱丽亚皇后的贞节不无非议。

她在这场婚姻里有了卡拉卡拉[279]和格塔两个帝国的继承人。他们自负而虚荣，以为运道可以取代功绩和勤奋，因而表现出坐享其成的懒散态度，使得他们的父皇和罗马世界都大失所望。这两兄弟自小就对彼此产生水火不容的反感，从来没有在德行和才能方面相互勉励，随着年岁的增长，双方的厌恶不断加深。原本像孩童般的争吵，在佞臣的煽动下，愈演愈烈。怀着对两边主子的希望和恐惧，最后剧院、赛车和宫廷都分为两派，私下明争暗斗不已。行事审慎的皇帝用尽各种劝说和权谋，想要化解日渐增长的仇恨。他深知这种尖锐对立使得他一切的打算，全部蒙上不祥的阴影，而且会使他那费尽辛劳、流尽鲜血、耗尽钱财以及伤亡无数士兵打下的大好江山，毁于儿辈的手中。他对两人同样喜爱，毫不袒护，都授予奥古斯都的位阶和安东尼的尊号，使得罗马世界第一次同时出现3个皇帝，[280]纵然是如此的公正，也只会激起更多的竞争。生性凶狠的卡拉卡拉保有长子继承权的优势，而性格温和的格塔赢得人民和军队的爱戴。失望的父亲痛苦万分，塞维鲁预言会出现兄弟阋墙、弱肉强食、煮豆燃萁的后果，胜利者也会因所犯的恶行而遭到报应。

在这种环境之下，传来不列颠的战事和北方蛮族入侵行省的消息(208 A.D.)，塞维鲁听到甚为高兴。他的儿子沉溺于奢华的生活，心灵受到腐化，整日争斗不休，现在可以有借口让他们离开罗马，趁年轻时多加锻炼，使他们能习惯战争和政事的劳苦。虽然他老迈年高(年过六十)且患有痛风，必须用担架抬着行进，但还是在儿子和整个朝廷的陪伴下，率领兵强马壮的大军深入遥远的离岛，越过哈德良和安东尼所建的两道边墙，进入敌人的国度，按计划征服不列颠，完成帝国长久以来所期盼之伟业。部队贯穿岛屿直达北端，未曾遭遇敌军，但是喀里多尼亚人全部埋伏起来，藏匿在罗马大军的后方和侧翼。据说天候的酷寒，以及越过苏格兰的山岗和沼泽进行的艰苦冬季行军，使罗马损失5万人马。喀里多尼亚人抵抗到最后，还是屈服在猛烈而持续的攻击之下，为了求得和平宁愿缴出部分武器，割让一大块领土。但是蛮族表面归顺，实则只是为了免于当前的恐惧，等到罗马军团撤离，他们又满怀敌意恢复独立。这种反复无常、毁约背信的行为，使得塞维鲁大为震怒，重新派遣大军进入喀里多尼亚，下达充满血腥的命令，不是降服而是灭绝当地的土著。所幸傲慢自大的敌人塞维鲁不久驾崩，土著才免于灭族之祸。

喀里多尼亚战争没有出现重大的事件，也没有产生关键性的结果，并不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据说塞维鲁的入侵行动，很有可能与不列颠历史和传说里的光辉时代联结起来。芬戈尔的名声连同那些英雄豪杰和吟游诗人，他们口口相传的诗句经由印刷出版，又重新在我们的语文中复活。也就是他在那个紧要关头，领导喀里多尼亚人避开塞维鲁的锐锋，在卡戎河的两岸赢得重大胜利，迫使世界霸主的儿子卡拉库尔曳兵弃甲而逃。有关苏格兰高地的这类传说，至今仍被疑云笼罩，就是现代的评论家进行最深入的探索，[281]也无法完全澄清难以理解的传闻。设若我们能够平和地沉醉于欢愉的想象之中，认为芬戈尔确有其人而奥西恩确有诗歌流传于世，这两个相互对抗的民族之间的实际状况和处世态度的强烈对比必会使达观的头脑感到极大的愉悦。要是我们拿塞维鲁的无情报复与芬戈尔的慷慨仁慈相比较，拿卡拉卡拉的怯懦残暴与奥西恩的勇敢高雅相比较，拿基于利益和恐惧心理服务于帝国旗帜之下的雇佣军头，与受到莫尔文国王[282]感召而披甲上阵的自由武士相比较。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想到未受教化的喀里多尼亚人，全身散发着自然的温暖德行，堕落的罗马人沾染着铜臭和奴性的卑贱恶习，这样的对比之下，接受教化的人民又有哪些优势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