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亚历山大的治绩与军队的暴乱(222—235 A.D.)

这样一种始终如一、不给邪念和恶行留下多余时间的日常生活，比起保存在朗普里狄斯作品里面那些琐碎的细节，更能证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正义。自康茂德即位以来，罗马帝国在40年之间，接连经历4位恶贯满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卢斯死后，才享有13年(222—235 A.D.)国泰民安的岁月。行省从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捐重税中得到纾解。各级官员配合施政作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里逐渐兴盛繁茂。官吏从既有经验中得知，赢得人民爱戴，是获得皇帝重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对于罗马人民不太过分的奢华，增加某些较温和的限制措施，在亚历山大身为君父的关怀下，物价和利息都能降低。他谨慎而慷慨的恩赐，既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需求，也不会伤害勤劳人民的积极性。他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每位德行优良的议员都可以接近皇帝，无须畏惧，更不必羞愧。

皮乌斯和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东尼的称号极其高贵，这个名字曾通过领养的方式传给荒唐的维鲁斯，再以世袭的权利传给残暴的康茂德，后来成为塞维鲁之子的荣誉称号，接下来授予年轻的迪亚杜米尼阿努斯(马克里努斯之子)，最后为埃米萨最高祭司(埃拉伽巴卢斯)的丑行所玷污。元老院虽然深怀戒心，还是诚恳地一再要求，使亚历山大感受压力，他用高贵的气度拒绝剽窃的名声，情愿全心全意恢复安东尼时代真正的荣誉和幸福。[328]

在亚历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权力而加强，人民可以感受到公众的幸福生活，以敬爱和感激回报他的恩主。但是还存在着极其重要而必需的工作，执行起来又极其困难，那就是军事改革。长久以来，军队因利害关系和暴力习性而免受惩罚，不愿接受军纪的约束，无视民众的安宁和福祉。为了执行这个危险的计划，亚历山大隐藏对军队的恐惧，表面上装出爱护的样子。政府各级行政单位执行严格的经济管控，供应金银成立基金，作为军队的日常支出和额外奖赏。在军队的行军中，他放松每人应肩负17日份口粮的严厉规定。[329]道路旁设有大量仓库，里面装有充足的粮食，但只要一进入敌人的边境，因士兵懒散成习，就必须准备大批骡马和骆驼来运送给养。亚历山大对矫正士兵奢靡的效果感到失望，最后，他把目标限于军容的装饰、优良的马匹、华丽的盔甲和用金银来镶嵌的盾牌等方面。他同时也与士兵一起习于劳苦，亲自访问病人和负伤人员，把他们的服役记录和他自己的感谢之辞，全部保存下来。不论在何种场合，尽量向这些人表达热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态地宣布，他们的幸福与国家的荣誉休戚相关。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力图唤起暴乱的群体的责任感，至少要恢复原已式微的军纪，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战胜那些尚武精神、整体力量均在他们之上的国家，全归功于军纪的要求。但他的谨慎是徒劳的，勇气是致命的，改革的企图只是让他所要治疗的疾病，不仅无法痊愈而且提前发作。

禁卫军拥戴年轻的亚历山大，把他看成温柔的学生那样爱他，将他从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蔼可亲的皇帝深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军队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义的范围之内，于是军人在不久以后，就对亚历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满，觉得还不如埃拉伽巴卢斯的恶行来得好。他们的统领是睿智的乌尔比安，身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却被军队视为敌人，认为每项改革计划都是出于他恶意的建议。他们的反感借着一些微小的事件，爆发成为狂暴的叛变。罗马城内的内战猛烈进行了3天，在这个时候，那位卓越大臣的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的保护。最后，看到一些房屋被烧毁，同时受到全城陷入火灾的威胁，人民在叹息之下，只有放弃不幸的乌尔比安，听任命运安排。他被追到皇宫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来覆盖，也无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这就是软弱政府的可悲之处，皇帝要是不采取忍耐和伪装的手法，就无法替被谋杀的朋友复仇，为自己被侮辱的尊严雪耻。叛变的主要首领伊帕戈苏斯被调离罗马，荣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再从这个高阶的职务被贬到克里特政府。最后，等待时间和离职抹去他在禁卫军中的名望，亚历山大再给予他罪有应得的惩罚。[330]

皇帝用公平和正义来统治全国，军队怀疑忠诚的大臣意图矫正他们的混乱，竟然发生暴行处死大臣，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历史学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军纪的精神，领导驻潘诺尼亚的军团，那些罗马弟兄却以军队拥有特权这一低劣的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脑袋。然而亚历山大并未屈服于士兵的嚣张气焰，为了恪尽自己的职责，任命乌尔比安的同僚卡修斯为执政官，同时拿自己的钱财支付乌尔比安尊荣葬礼所需的费用。但让人担忧的是，士兵公开宣称要是看见卡修斯运使执政官的职权，就会让他血溅五步以报复他的无礼。于是在皇帝的劝告下，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从城市隐退，把所余任期的大部分光阴，花在坎帕尼亚庄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