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士坦丁堡的位阶制度和主要等级(330—334 A.D.)

新都城建立以后，必然伴随民政和军政制度的革新。最早由戴克里先提出，经过君士坦丁加以改进，接着由后面几位继位者完成的一套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形象而发人深思，还揭露出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以及内在的原因。我们在追溯过去任何一种独特的制度时，难免要联系到更早或更晚的罗马历史，这一时间界线，应该包括从君士坦丁继位到颁布《狄奥多西法典》[59]这一时期，有130多年的时间。从此段历史中，以及从西部和东部的《职官志》[60]中，我们可看到有关帝国情况最丰富和最权威的资料。[61]当然，要说明这些杂乱的内容，便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中断正常叙述。只有不了解法律和社会习俗重要性的读者，才会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好奇心，只是一味追逐过眼云烟的宫廷变故，重视某个战役中偶然发生的奇闻逸事。

罗马人天生具有男子汉的傲气，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满足，把夸张的形式和虚假的场面留给崇尚虚荣的东方。但是，当他们从古代自由权利中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虚名也难以维持时，罗马人朴实的社会风尚，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宫廷那种讲究场面、装模作样的习气所败坏。个人出众的功勋和所发挥的影响力，在共和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在君主国家却无足轻重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在罗马的专制政体中，则完全被扑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等级制度。从坐在皇座阶梯上的拥有头衔的高阶奴隶，一直到滥施权力的最下贱的专制工具，大量存在着非常可鄙的依赖关系，有利于维护现有政权，因人们担心变革会断送前程，抹除服务可能得到的报酬。

在当时被视为神圣的位阶制度(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称呼)中，每一个位阶都有极其严格的标记和规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种毫无意义的严肃礼节表现出来，学习这些礼节是一门大学问，发生任何差错都是亵渎的行为。[62]在双方或傲慢或谄媚的交往中，采用大量西塞罗几乎听不懂、奥古斯都可能愤怒得予以禁止的词汇，拉丁语文的纯朴完全受到破坏。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要加上一些莫名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不胜枚举。委任职务的命令书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参加凯旋式的战车；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放在覆盖着华贵绒毯的桌子上，代表管辖行省的象征性图形；统率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他们官阶的象征物品，有时真的就陈列在大客厅里；有的则在他们公开露面时，出现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行为举止、服装饰物以及随从人员，莫不经过精心安排，要求对皇帝陛下钦点的官员表示最大崇敬。罗马帝国政府运用的这套制度，就一位见解高明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在演出连台好戏，剧中充满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根据原始的人物样板，重复背诵同样的语言，模仿同样的动作。

帝国中央政府任职的要员被称为“显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一为建有功勋者，可以称之“特勋阶”；其二为德高望重者或众望所归者，可称之为“卿相阶”；其三为世家出身者或获得官位者，可称之为“士尉阶”。在最早的罗马时期，最后提到的这个用词克拉里西穆斯，只不过是用来表示尊敬的一般称呼，后来专用以指代元老院成员，[63]最后又变为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的担任各行省总督的官员。后来，那些认为自己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议员，因而必须有所区别的人，为虚荣心所驱使，全都热衷于“卿相阶”这个新称呼。不过，“特勋阶”一直专用于称呼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阶较低的两类人的尊敬和服从，这一称呼只可用于：一、执政官和大公；二、禁卫军统领，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郡守；三、骑兵和步兵的主将；四、皇宫中侍奉皇帝、负有神圣职责的七位大臣。[64]在那些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杰出行政官员中，资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荣誉。[65]皇帝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时而会通过毫不费力地颁发荣誉证书，来满足朝臣迫切的虚荣心，但如果他们还有野心那也不会轻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