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指导和最后的受洗(337 A.D.)

信奉新教勤于思考的读者，认为君士坦丁叙述自己改变信仰的过程时，以慎重其事的态度有意做出伪证，将假说真。读者还可能不假思索断言，他在选择宗教信仰时，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以登上帝国宝座。然而像这样苛刻而绝对的结论，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很难成立。在宗教狂热流行的时代，可看到最会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时也会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感动；即使是最正直的圣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险的特权，拿欺骗说谎和虚伪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大业。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决定信仰的标准，同时也指引他们采取行动；同样出于世俗利益的动机，君士坦丁经深入地考量，认为这会影响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之说，可满足个人虚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证实，君权神授的说法完全以基督启示的真理为基础。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但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的影响，逐渐变成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新兴教派的主教和学者，若从衣着和举止来看都不配进入宫廷，却被邀请与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远征。他们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288]，智慧超群，令君主心仪不已，异教徒说是使用魔法的结果。拉克坦提乌斯发挥西塞罗的辩才润饰《福音书》箴言，[289]欧西比乌斯奉献希腊人学识和哲理来服务宗教，[290]两人被君王视为挚友，交往非常亲密。辩论大师可以耐心观察他被逐渐说服的缓慢过程，以此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论点，使他易于接受。

无论身为皇帝的教徒会带来多少利益，他与数以千计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的最大差别，是身着紫袍的荣誉地位，并非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使格劳修斯、帕斯卡尔和洛克[291]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能让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军人完全接受，这不应看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谈起这位军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极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的集会去宣读，获得听众的如雷掌声。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原文的长篇大论演说中，皇家的传教士详细论述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他满怀喜悦之情，畅谈西比莱的《神谕集》[292]和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293]。在耶稣诞生前四十年，曼图亚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的神圣启示，[294]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歌颂圣母重临人世、蛇的诱惑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这位天神朱庇特的后代，将洗掉人类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统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种族即将茁壮成长，原始简朴的国家即将遍及世界，纯真幸福的时代即将重新出现。诗人可能不了解伟大预言的秘密语义和目标，最后被加在一位执政官的幼儿头上，这位执政官也可能是执政三人团之一[295]，结果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对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种崇高的、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似是而非的解释，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变更宗教信仰，那么维吉尔可算是传播福音最杰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和礼拜仪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开外人的耳目，甚至连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与闻，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于小心谨慎，制定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却对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这也是出于审慎的做法，因为不惜采取迁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会的阵容，此事极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担基督徒的义务之前，便已获得允许或者至少是默认，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在执事宣布异教会众退出大会会场时，皇帝不必离开，可以与信徒共同祈祷，聆听主教的讨论，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和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布，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教士和导师。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事实上根据他的贡献，他确定有这种资格。在时机尚未成熟的状况下，宗教过分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改变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会遵守严厉的规定，把这位君王拒之于千里，他又已经抛弃供奉多神的祭坛，那么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时，骑士阶级组成欢迎的队伍，他拒绝在前面领导游行，也拒绝当众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许愿，等于放弃并侮辱祖先的迷信传统。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的图像，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很多种奖章和图片，显现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虔诚而恭敬的形象。